原文
子曰：德之基有深植夫誌者，心之用也。性無不善，故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正不正之分，此不可不察也。夫子以天縱之聖，猶必十五而誌於學。蓋誌為進德之基，昔聖昔賢莫不發軔乎此。誌之所趨，無遠弗屆；誌之所向，無堅不入。誌於道，則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由是而據於德，而依於仁，而遊於藝，自不失其先後之序、輕重之倫，本末兼該，內外交養，涵泳從容紒紛矠，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矣。
——【清】康熙《庭訓格言》
白話
孔子說：“立誌於學道。”所謂的“誌”即誌向，用心的意思。人性本善，所以人心沒有不正的。但人心的功用則有正和不正之分，這一點不能不注意。孔子憑著上天所賦予的聖明，尚且在十五歲時就立誌於學。所以說，“誌”是發展道德修養的基礎，昔日的聖賢沒有不是從這裏開始的。誌向的發展，無論多遠，沒有達不到的；誌之所向，無論多難，沒有不能克服的。一個人如果立誌於道，那麽，他將以義理作為根本，使任何物質欲望都改變不了他的誌向。從這點來看，一個人的誌向以德為依據，以仁為依托，又有良好的學術修養，自然不會失卻其先後、輕重的次序，使主要的和次要的都能照應到，內的、外的都能得到陶冶，還可以從容不迫地深入領會一切。達到這種境界，就已經自覺不自覺地進入了聖人的行列。
家訓史話
司馬遷被後人尊稱為“史聖”。他最大的貢獻是創作了中國第一部紀傳體通史《史記》（原名《太史公書》）。
司馬遷的父親是西漢武帝時期太史令司馬談，司馬談去世三年之後，司馬遷承襲父職，任太史令，同時也繼承父親遺誌（司馬談臨終曾對司馬遷說：“餘死，汝必為太史；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準備撰寫一部通史。
為寫這部書，司馬遷在讀書破萬卷的基礎上，開始遊曆全國，實地考察，親自采訪，獲得了許多第一手材料，保證了《史記》的真實性和科學性。正當司馬遷著手著書時，因為為李陵求情而觸動皇帝，被處於腐刑。腐刑是個奇恥大辱，汙及先人，見笑親友。後司馬遷在《報任少卿書》中提及此事中說道：“遭遇此禍，重為鄉黨所戳笑，以汙辱先人，亦何麵目複上父母之丘墓乎，雖累百世，垢彌甚耳，是以腸一日而九回，居則忽忽若有所亡，出則不知其所往，每念斯恥，汗未嚐不發背沾衣也。”在獄中，又備受淩辱，“交手足，受木索，暴肌膚，受榜棰，幽於圜牆之中，當此之時，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司馬遷《報任安書》）。幾乎斷送了性命。他本想一死，但想到自己多年搜集資料，說：“人固有一死，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要寫部有關曆史書的夙願，因此為了完成《史記》的寫作，忍辱負重，希望出現一線轉機。
司馬遷50歲時，逢上漢武帝改元大赦天下，出獄後當了中書令，在別人看來，也許是“尊寵任職”，但是，他還是專心致誌寫他的書。直到公元前91年（征和二年），《史記》全書完成，共得130篇，52萬餘言。
古訓今鑒
康熙從誌與道、誌與心的關係，強調一個人隻要立誌，再經過後天的努力，也可成為聖賢。司馬遷就是矢誌不移，遂成大誌的絕佳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