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中期的儒家代表人物孟軻有句流傳千古的警世恒言：“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也。”意思簡而易明，即，在困苦患難中可以生存發展，而沉湎於安享歡樂中則會走向衰亡。在一個個成績和榮譽麵前，始終清醒地保持著憂患意識的春海書記常想：
“作為一個最基層的農村黨員幹部，帶領群眾脫貧致富，建成物阜民豐的新農村當然不易；而要使富裕起來的村民們的思想與時俱進，真正做個符合《八榮八恥》要求的‘新人’則更難。這是因為，共同擁有的物質財富，是集體的、有形的、硬質的，也可以用數據來反映；而要做‘新人’的思想進步，則是各自的、無形的、彈性的，很難用具體的標準去檢驗。惟其‘更難’，所以我們尤應高度重視和著力抓好，不能有絲毫的滿足現狀和消極懈怠的念頭！”
正是出於這種積極進取的考慮，他在都是黨員的兩委會全體成員會上，觀點明確地提出：
“作為執政黨的一員，我們的天職，就是帶領群眾盡快富起來，但是，富，要富得健康、文明，而絕不能富了錢袋、窮了腦袋！為此，我們要加強對村民進行思想教育和正確引導。”
村委會主任解家良當即表態：
“這個問題提得很及時，也很重要！”
上任不久的村黨總支副書記劉春東深有同感、緊接話茬兒：
“這就是在咱們農村新形勢下，出現的新情況。事實上，村民中有很多現象，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並加以解決。”
緊接著，大家就各抒己見地議論開了……
2009年底，當全體村民都從世代居住的破舊平房中，興高采烈地喬遷雙街新邨樓房後，大家方方麵麵的物質生活，當然是空前地顯著改善、無憂無慮了：在白天，人們、特別是年輕人，騎自行車、電動車或開著汽車去上班；到晚上，下班上樓回家後，把門一關，就悠哉遊哉地過起自家的小日子來，很少外出交往。這樣一來，由於經濟利益的驅動和物質生活的巨變，村民們、尤其是不少年輕人的思想觀念，也隨之發生了深刻變化：他們無形中滋長了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各人自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的狹隘自私的思想。他們的人際關係淡薄了，忽視或忘卻了我們中華民族的一些重要的優良傳統，諸如，對父母要孝敬，對朋友講誠信，對鄉鄰應幫助，對弱者需關愛等，更有甚者，對父母冷言惡語，對朋友背信棄義……
在當今中國的農村，傳統的親情當然很重要，作為村幹部，特別是一把手的村書記，在日常工作中，理應重視和考慮這一點。但是，在原則問題上，一定要依法辦事，“情”要服從“法”，這就有個區分性質和掌握分寸的問題——通過劉春海適時而審慎地處理一起個別村民的鬧事兒，就說明他對此做得恰到好處。
2010年元旦，新邨一戶的房頂有點小毛病，正好在她床鋪的上邊。當村裏派物業公司給她修房頂前挪床鋪時，床腿的活頁鬆開了，這本來用改錐一擰就緊固了。可那家主人卻要村裏賠她4000元，誰勸解她也不行！為了達到損公肥私的目的，她還找到村裏無理取鬧，大嚷大罵，派出所來人勸阻，她也不聽，而且變本加厲地又把村委會副主任的桌、椅也掀翻、損壞了——造成了犯法！對此，派出所要依法拘留她。她的親戚、朋友和一些村民都找春海為她講情：
“鄉裏鄉親的，就別拘她了！”
有的班子成員也說：
“她已經認錯了，算了吧，別拘了！”
可此時的春海卻嚴正地講：
“我不是不顧鄉情、人情——她的言行已經越過了‘情’的界限，觸犯了刑律，我們要依法辦事！如果我們對她這種違法行為姑息放任，那我們今後還怎樣管理全村？又何談依法治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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