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企業的壽命普遍較短也是近年來被廣泛關注的現實，有關資料顯示中國企業的平均生命周期僅為2.5年，不及發達國家的四分之一，每天全國都有成千上萬家企業倒閉。這固然有多方麵的原因，但是沒有找到適合中國特色的管理經驗是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以中國目前的市場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狀況來看，盲目推行西方管理經驗必然是不明智的。管理好一個由中國人組成的大企業，我們不能否認必須有規範的西方科學管理流程，因為沒有規矩就不成方圓。現代化的企業裏科學的分工合作是必需的，科學的流程和規範的製度雖然能提高企業的效率，但是光有這些管理，顯然還是遠遠不夠的。比如富士康的製度化、流程化管理堪稱西方科學管理的典範，然而為什麽接連發生員工跳樓事件？其實西方硬碰硬的管理模式並不能完全適合中國本土企業，西方管理模式雖然很科學，但也有它的短板。中國人重感情、重道義，突然麵對西方冰冷嚴格、對事不對人的管理製度，需要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才能適應。如果掉以輕心就必然會造成管理者與被管理者關係緊張，更加影響企業的運作。因此，中國的現代化在學習西方的同時，必須要從中國傳統哲學智慧中尋找適合中國企業的中國化管理方法。
當然，中國傳統哲學智慧並不是直接的管理技巧與策略，而首先是一種宇宙之道與人生智慧。《周易》上說“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中國傳統哲學智慧與西方管理科學可謂是一種道器關係。西方的科學流程化管理隻是管理中“器”的部分，而中國傳統哲學智慧才是管理中的“道”。在管理中不能沒有“器”，沒有“器”，管理就成了空中樓閣，但光有“器”也不行，必須要有“道”的管理思維和理念。隻有懂得管理之“道”，才能用好管理之“器”。從某種意義上講，管理之“道”比管理之“器”更加重要。我們在研究國外的管理思想時，無論是西方的還是日式的，其實它的理論來源都是中國的哲學思想。無論是德魯克的任務、責任、實踐的管理理論，或是波特的差異競爭論，或是哈默爾的核心競爭力，或是明茨伯格的戰略和經理人角色及科特的領導與變革，歸根到底隻不過是一些管理的方法和手段而已。這些手段和方法，其實在浩渺的中國傳統哲學中都能找到與其幾乎一致的管理理論，中國的哲學思想是世界管理學的源頭活水。
西方管理學家所論述的管理的實質其實就是中國傳統哲學講的“內聖外王”的哲學之道。管理對於人而言無外乎就是“管好自己和管好別人”，對於企業這個組織而言就是“能形成產業，對外稱王稱霸，成為某一領域的引領者”，也就是要做到“內聖”和“外王”。西方用了一大堆詞語解釋什麽是管理，可我們的老祖宗用四個字就把管理解釋清楚了，這四個字就是“修己”和“安人”。西方管理學者用一大堆詞匯來論述企業願景，其實我們的古人也用四個字把它說得很清楚，這四個字就是“內聖”和“外王”。想一想，做企業能達到“內聖外王”這個願景，這個企業肯定是一個偉大的公司。西方管理學者論述的實現管理過程的各種理論，其實“四書”裏的一部《大學》就已概括了其全部。實現“內聖”和“外王”的管理最終目標，西方管理大師認為定戰略、清晰任務、明確責任、重視實踐是必不可少的過程，其實我們的古聖先賢在《大學》裏論述得更加具體和詳細，《大學》把如何實現“內聖外王”明確地提出了“三要素”和“八個綱領”。《大學》裏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知止而後有定，定而後能靜，靜而後能安，安而後能慮，慮而後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我們從中可總結出管理要做到“明德、親民和止於至善”這三個要素和“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和平天下”這八個綱領。這“三要素”和“八個綱領”與西方管理大師的管理理論異曲同工，甚至比他們論述得更科學。一個企業和企業家必須要做到明德、親民和達到止於至善，做到這三點，這個企業才能基業長青，才能受人尊重，這個企業家才能成為真正的企業家。可以說一部《大學》就是一部管理學經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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