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三國時期，出現了部分在當時行之有效的稅賦製度，比如曹魏的屯田、戶調製等，東吳的租、賦、算、稅四大類，蜀漢的口賦、算賦等，還有因戰事而確定的徭役性世兵製度等，所有這些，都比漢代有了一些顯著的變化。
其中，屯田製是作為一種新的生產方式出現的，它解決了前代社會所創造出來而又無法解決的矛盾。
東漢末年，各封建割據勢力連年征戰，出現了“用無常主，民無常居”的現象，在這種情況下，政府難以掌握確實的戶籍，若仍按漢代賦稅製度征收算賦和口賦，評定田地產量，顯然已很難辦到。
此時，曹操已收編黃巾軍餘部30萬人，占據中原腹地，“挾天子以令諸侯”。糧食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當時的曆史條件是，許城周圍有大片荒蕪的農田，而且黃巾軍一般拖家帶口，還帶有許多耕牛。於是，曹操於196年頒布了《置屯田令》，開始大規模屯田。
曹操的《置屯田令》規定：“持官牛者，官得6分，百姓得4分；私牛而官田者，與官中分。”雖然百姓地租負擔較重，但較為安定的生產和生活，仍能被當時百姓接受。這一製度解決了軍糧問題。
為了保證長久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曹操開始著手進行賦稅製度改革。
204年，曹操發布了著名的《收田租令》，規定“其收田租畝4升，戶出絹兩匹，綿兩斤而已”。這一改革實現兩大突破，即把漢代的定率田稅改為定額田稅，把人頭稅改為按戶征稅。
漢代田稅曾經三十稅一，一畝必須繳糧5升以上。而曹操的改革不論產量高低，一畝隻繳4升，田稅不與產量掛鉤，增產不增稅，提高了農民種田的積極性。流民紛紛歸田，農業生產得以恢複。
漢代“人頭稅”算賦、口賦是按人頭繳納的，百姓要賣掉產品換錢繳稅，時常受到商人盤剝。但曹操采取了戶調製度，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根據與口賦、算賦製，家庭的人口越多，交的稅費就越多，若稅費太重或不合理，就會限製人口增長。而戶調製隻規定一個家庭所交的稅費，不管人口多少，而家庭如果人口多，則勞動力就多，收入就會增加，自然刺激家庭想方設法增加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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