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時期的各國賦稅製度改革，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一方麵，隨著春秋時期經濟關係的新變化，促使了奴隸製的逐漸走向解體，這就為封建製度的相繼出現奠定了物質基礎，保護了新興地主階級的合法權益。
另一方麵，改革成果標誌著一種新的賦稅製度正在形成。
春秋時期，各諸侯國的社會經濟顯著發展，荒地大量開墾，私田數量不斷地增加，收獲量也快速增漲，井田製開始崩潰。
井田製是奴隸社會國家財政收入的重要計算單位，井田製的廢弛，標誌著奴隸製開始瓦解。隨著諸侯、卿大夫勢力開始擴張，齊國、晉國、魯國等國對國家財政提出了新的要求，分別對賦稅製度進行改革，形成了春秋時期的稅製改革浪潮。
春秋時期的賦稅製度改革，首先在齊國進行。齊國是東方的一個大國。公元前685年，齊桓公即位，任用管仲改革內政。其中，屬於田製、田賦方麵的改革是實行“相地而衰征”。即根據土地好壞或遠近分成若幹等級，按等級征收田賦。
“相地而衰征”的意思是：按勞動力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包括公田；在此基礎上，實行按產量分成的實物地租製。總之，每畝土地的租額，按土地的好壞和產量的高低而有輕重的差別，就是“相地而衰征”的含義。
平均分配全部耕地就是把地分配給農戶耕種，變集體勞作為分散的一家一戶的個體獨立經營。分地以耕，農民深知產量的多少，直接關係到自己收入的多寡、家庭生活的好壞，故能由不情願的被動勞動變為自覺勞動，大大激發了生產者的積極性、創造性和責任心。
按產量定地租，就是按土地質量測定糧食產量，把一部分收獲物交給政府，其餘部分留給生產者自己。據《孫子兵法》佚文《吳問》所記載的什伍租率，大概反映了齊國政府與農民“分貨”的比例。也就是說，齊國農民所上繳的部分與所留部分都應各占一半。
管仲的做法是：按土地的肥瘠、水利的豐枯等條件給土地分等，從而確定租稅額。比如，高旱地和低濕地的租稅額要減去幾成。
通常情況下的“常征”，就是按照標準土地的產量，按照對半分成的比例來計算租稅額。但對於次等土地的租稅額，就按標準土地的標準產量對半分成後，再從政府所得的一半中減去幾成。這樣征收租稅，不論是豐年還是歉年，農民都會為多獲的收入而自覺勞動。
“相地而衰征”以實物稅代替了勞役稅。勞役稅是勞動者集體以無償勞動的形式繳納，農民沒有生產積極性，更談不上發揮創造性了。而由實物稅取代勞役稅，情形就不大一樣了。
實物稅是一家一戶分別繳納的，而且稅額在一定時期內相對比較穩定，多產多得，耕作者為增加產量就會起早貪黑，盡力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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