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結語
通過對文化背景與音樂形態分析，榆林市不同區域民歌的特點與差異可總結如下：
（一）音調結構特征：綏德、米脂的“原生型”音樂特征。“原生”主要指當地原始生成、未受或受外來影響較少的音樂特征：以sol-do-re-sol形成“雙四度跳進”構成當地民歌音樂的音調框架核心；音調框架較為單純。
神木、府穀的“混生型”音樂特征。“混生”是指在兩種或多種不同風格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與母體相聯係卻又相區別的混合特征，並已達到文化融合的“成熟期”：1.一部分民歌以“雙四度跳進”為其音調框架。以羽音為中心形成的音調框架在神府民歌旋律中也很多；2.一部分民歌旋律對音和音程的選擇比較平均，“雙四度”音程跳進出現較少，很難抽象出能適應當地這一部分民歌的音調框架。旋律中，re-sol-do可視為受綏米“原生型”音樂特征影響，而羽音在神府民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與受蒙古族民歌的影響有密切關係，但徵音的上下四度在旋律中的功能性作用被削弱，在此方麵羽音的作用增強，因此徵調式中羽音不再作為色彩音出現，商調式的混合性調式色彩明顯傾向於羽調式，不少民歌中商羽兩種調式並列出現。一部分羽調式民歌加強了對角音的強調，調式色彩單純，比徵、商調式受蒙古族民歌音樂的影響更深。在漢蒙兩種不同音樂風格共同影響下，形成神府民歌的“混生型”音樂特征。
定邊、靖邊的“並生型”音樂特征。由於這一帶民歌受多方麵影響，定靖民歌旋律中三度音程出現的較多，而且對角音的強調，尤其是角音與徵音之間的進行經常出現。徵音的重要地位可認為是受綏米民歌音樂影響，為當地漢族民歌的“原生型”音樂特征，強調羽音主要是來自蒙古族民歌音樂影響。在漢蒙兩種不同民歌音樂的融合中，可能還有一些“花兒”的影響，共同形成了當地民歌音樂的“並生型”音樂特征，表現為兩種情況：1.兩種風格較好的融合在一起；2.兩種音樂風格交替，呈塊狀拚接，有些民歌融合程度不高。
（二）曲式結構：綏德、米脂的山歌曲式結構一般是對應式上下句，上句跳進多，趨於發展，向前動力性強，下句級進相對較多，趨於穩定，收束性強；小調多四句體。神木、府穀山歌多是上下句結構，其一，對應式上下句：上句和下句采用統一音樂風格內兩個對置的音樂材料。綏米此類山歌的數量明顯多於神府；其二，重複式上下句：受“山曲”的影響，神府很多山歌采用這一結構方式，即上下句用同一音樂材料，多為同頭換尾。定邊、靖邊山歌亦多上下句結構，其一，帶有山曲結構特征的重複式上下句：上下句由同一音樂材料構成；其二，對應式上下句結構：即在較為統一的音樂風格下上下句采用有內在聯係音樂材料，異中有同。部分民歌中，還出現對立、拚接，上句是蒙古族音樂風格，下句是漢族音樂風格，或反之。
（三）節奏、節拍：綏德、米脂民歌節拍以2/4為主，很少有三拍子。山歌的節奏悠長、自由，小調節奏規整；神木、府穀民歌以2/4、4/4拍為主，部分山歌在上句中間加拖腔，但多數山歌上下句很方整；定邊、靖邊民歌以2/4或4/4拍為主，三拍子以及三拍子與兩拍子的混合拍子所占數量亦不少，旋律進行中經常出現節拍變換，此為當地民歌的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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