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物質民俗的地域差別——人類在不同地區的物質生產與相關的吃、穿、住等風俗呈現明顯差異。榆林市南六縣以農業為主，而北六縣畜牧業較為發達，表現在當地飲食民俗中，“南淡北葷”的習慣即為一例。受氣候和蒙古族文化等多方麵影響，榆林市的“酒文化”較為發達，以此形成了在酒席間行唱“酒曲”、相互勸酒的音樂民俗特色。酒曲在全區都有流傳，以北六縣神府一帶為多，又分“敬酒歌”、“辭酒歌”和“劃拳歌”等多種。南北的民居也有不同。南六縣處在黃土高原溝壑區，通常挖土窯洞；北六縣處平坦的沙化地區，民居以柳笆庵子、磚瓦房為主；榆陽區內最有特點的是四合院。
2.社會民俗的差異——榆林市社會民俗的差異主要表現在人生儀禮。如1949年前，婚禮程式複雜。北六縣講究送整羊，帶有遊牧民族的習慣；南六縣送鬥米鬥麵，象征鬥金鬥銀。
3.精神民俗的差異——榆林市的民間信仰以佛教和道教為主，也有基督教、伊斯蘭教等其他信仰。由於當地幹旱少雨，祈雨請龍王是一種很有特點的民俗。榆林市民間藝術非常豐富，比較有代表性的有陝北民歌、秧歌、剪紙、石雕、泥塑等。
二、音樂形態分析
（一）民歌體裁、音階調式的差異
榆林市各縣由於地理分布、曆史傳統、民俗習慣等多方麵的不同，形成了三個地域文化區：綏米、神府、定靖；一個特殊點：榆陽區。此與當地民歌風格區劃分基本吻合。從《中國民間歌曲集成·陝西卷》（陝北部分）（以下簡稱《集成》）所搜集的榆林市民歌數量看，綏米、神府、定靖為中心的三個地域最多。《集成》收集三地號子、山歌和小調共211首。其中山歌以神府最多，小調以綏米占優勢。而在三種體裁中小調所占比例也最高。定靖民歌在全區三種體裁的數量都相對較少，內部山歌與小調的比例大致持平。這一統計結果與筆者在上述三地采風所收集的民歌情況也基本吻合。
調式和音階是傳統音樂在上千年傳承過程中較為穩定的因素。（黃翔鵬1990：23）《集成》所收集的資料顯示，三地的民歌調式和音階多有異同。
調式共同之處：三地民歌都以徵調式為主，商調式次之，角調式非常少見。不同之處：綏米徵調式民歌的數量占絕對優勢，宮調式民歌為全區最多，羽調式數量極少；定靖和神府的羽調式排在第三，宮調式民歌極少。
音階的共同之處：都以五聲音階為主，六聲音階次之。不同之處：綏米民歌從三聲到七聲都有，三聲、四聲音階很少，七聲音階多於三聲、四聲音階，帶清角的六聲音階略多於帶變宮的六聲音階；定靖民歌五聲音階和六聲音階的數量相當，七聲音階也有不少，帶清角的六聲音階占絕對多數；神府民歌五聲音階占絕對優勢，四聲音階和七聲音階都極少出現，帶清角的與帶變宮的六聲音階數量基本持平。
（二）不同風格點的音樂特征差異
1.綏德、米脂民歌
例1《走西口》，米脂喬河畔鄉，郭齊強演唱，白曉煒記譜
這是一首六聲商調式民歌，音階為re、mi、sol、la、si、do，四句體結構。第一小節可以看作本首歌曲的“樂核”，“樂核”可以定義為：民歌音樂的第一句或第一小節往往是音樂旋律的核心，整首民歌音樂以其為模式展開，或以其為對象對比展開。（喬建中老師也曾提出過這一概念，他稱之為“樂旨”）第一句就由第一小節發展而來，第二句是第一句同頭換尾，第六小節第二拍開始出現與上句不同的變化。第三句應用了切分節奏和四度跳進，使音樂再次產生向前發展的動力，且落在不穩定的二度音mi上，音樂需要進一步解決。第四句中應用了第一小節mi-do大三度音程的反向小六度構成旋律進行的基礎，音樂不斷下行而結束。徵音在這首民歌中是一、三句的旋律最高音和第二句的結音，占有相當重要的位置。在當地商調式民歌中，徵音在旋律進行中所發揮的作用僅次於主音，商調式的混合性色彩傾向於徵調式。
徵調式民歌的音調結構由“雙四度音程跳進”構成，其中，re、sol、do為旋律骨幹音，mi、la在旋律進行中多為經過音，起色彩性變化作用。re、sol、do三個音明顯以sol為中心，以雙四度跳進構成其旋律進行的音調框架，這也是綏米一帶的民歌音調比較有代表性的特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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