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粹的幾句話正中儒家要害，同時也提了一個尖銳的問題：如何看待工商等實業？
儒家源於周公，成於孔子，是以封土建國的生產方式為基礎，貴族根據不同的等級擁有土地，履行義務，要的是各安其份，不要亂來，所以特別重視禮，不同的階層有不同的禮儀，經濟和政治相適應。所謂禮不下庶人，本意就是指不要求庶人按照貴族的禮儀標準，因為庶人不具備這樣的經濟條件，負擔不起。
禮儀是很燒錢的，窮人玩不起。
但儒學真正誕生的那一刻，其所依托的經濟基礎已經崩潰了。其後幾百年的亂世，儒家一直沒有實踐的機會，不是因為各國的君主愚昧，恰恰相反，正是因為他們很清楚儒家那一套理論根本不適合亂世。亂世之中，保命為先，需要大量的錢糧來維持軍隊，哪有閑錢去搞那些複雜的禮儀。
儒學在漢代登上政治舞台，是因為漢代實現了大一統，國內的戰爭驟減，有了擺排場、講禮儀的本錢。就像漢武帝，短短的幾十間就將七十年的積累消耗一空，弄得經濟近乎崩潰，一方麵固然是作戰的消耗大，另一方麵和他講排場也分不開，甚至可以，他為了麵子浪費掉的錢比作戰的消耗還要多。
經濟是基礎，政治是上層建築，不講經濟的政治都是耍流氓。在這一點上，儒學先不足。一方麵講究禮儀要花錢，一方麵又不重視生產力的發展，甚至刻意務虛，鄙視從事實業的人，時間一長，財政困難必然出現，絕無例外。
東漢也是如此，因為崇儒，各種禮儀越來越複雜，越來越講究，最典型的就是厚葬。儒家重孝，厚葬就是孝的體現，權貴如此，普通百姓也不例外，誰也不肯被人是不孝子孫。漢代的厚葬風氣之濃別普通百姓承受不起，就連康之家都吃力。官員荷包吃緊，手中的權力自然而然的成了生財工具，沒有權力的百姓因喪致貧也就成了常事，無奈之下，隻能賣地賣房，也從另一個角度加速了經濟的崩潰。
孫策想解決這個問題，所以提出重視工商。重視工商促進了經濟發展，也給儒學那一套提供了土壤，這幾年講捧場的人越來越多，婚喪葬娶，各種講究層出不窮，奢侈之風漸漲。有著儒學背景的官員不僅不提高警惕，反而覺得理所當然，甚至有不少人推波助瀾，製定各種新禮。
這讓孫策很苦惱，他這麽努力，可不是為了修墳造墓，或者為後世的考古提供素材。
經濟發展有其規律性，在一段時間的高速發展後必然會進入平緩期，但奢侈之風卻並非如此，饒欲望是個無底洞，一旦成形，會加速發展，直到侵蝕政權的根基，吞噬整個社會。二十一世紀還有不斷有人提醒民眾警惕消費主義，儒學卻是鼓勵這種風氣——即使本意並非如此。
從這一點上來，路粹原有的儒學是自掘根基一點也沒錯。不解決這一點，孫策的新政終將是曇花一現。要解決這個問題，就要從理論上將新政與原有儒學之間的區別清楚。
眾人麵麵相覷，不少人把目光轉向了孫策。他們沒想到會討論到這個問題，一點準備也沒櫻
孫策心中歡喜，臉上卻不露聲色。他之所以不是直接下詔明，而是讓他們來討論，就是希望通過討論這種方式取得共識，以後執行起來才順利，就像他讓荀彧自己去想一樣。他提供思想碰撞的機會，引導方向，但他不會輕易給出答案。
簡單地用行政命令來推動改革看起來效率高，效果卻往往不好，很容易流於形式。
“大家一起議議，孤覺得文蔚所言有待商榷。”孫策添了一把火。
見孫策沒有支持路粹，反路粹有不足之處，陳琳等人立刻有磷氣，開始據理力爭。楊修、劉曄卻看得明白，暗自歎息。陳琳的詩文雖好，畢竟是書生，沒聽出孫策的言外之意，他要成為路粹加官朝爵的墊腳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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