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如說中原地區也曾流行過外來宗教,但宗教並沒有深刻改變中原漢族的生活方式和價值取向。

    更何況,蒙古地區從原始的薩滿教轉向藏傳佛教的進程,從蒙古帝國時期就開始了,而這時候滿族作為一個民族還遠遠沒有出現。

    所以,隻能說滿族人有意識的借助了它的影響,而蒙古人對藏傳佛教的信仰,是其本民族自己的選擇,二者間的主次關係是有很大區別的。

    自從成吉思汗創建蒙古帝國後,彪悍的蒙古鐵騎就像狂風一般席卷了整個世界。

    但必須得承認,當時的蒙古帝國除了能打仗,文化建設實在是不值一提;別說高等級的文明特征,就連文字都沒有,宗教也停留在殺生祭祀的原始階段。

    因此,你會發現一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幾乎征服全世界的蒙古人,在世界各地被當地文化同化。

    進入中原的蒙古族接受了漢文化,中亞的蒙古族信仰了本地宗教,而接觸了藏族之後,大量蒙古人開始轉信了藏傳佛教。

    作為第一次蒙藏合流的標誌性事件,便是闊端與薩迦班智達的涼州會盟。

    但必須要注意一點,元朝被重新攆到草原牧馬之後,蒙古人的宗教係統退化了,重新回到了原始的薩滿教階段。

    直到明神宗萬曆六年,三世達賴喇嘛索南嘉措和俺達汗的“青海之晤”後,蒙古族才又重新拾起已被遺忘的藏傳佛教。

    這就是為什麽,蒙古地區大多數人信奉黃教而不是薩迦派的原因;要知道涼州會盟時,這世界上還沒有一個叫格魯派的教派存在。

    隨著俺達汗對藏傳佛教的推崇,大量蒙古人成了佛教信徒,尤其是《阿勒坦汗法典》、《喀爾喀·衛拉特法典》的頒布,從律法上約定了佛教的國教地位。

    法典不但規定了僧人的來源:“十人中必有一人獻身於佛,但此人的親戚可用牲畜贖回獻身者,是王公則出牲畜五頭,是平民則出牲畜三頭”。

    還詳細規定了僧人的特權,“向喇嘛及班第征用大車者,處以母牛一頭的財產刑,將獻佛之馬用於運輸賤役者,處以馬一匹的財產刑”、“掠奪僧侶所屬愛馬克者,處以鎧甲百領、駝百隻、牛千頭之財產刑”。

    但有意思的是,幾十年過去後,並沒有證據表明,蒙古地區的人口出現了明顯的下降。

    因此,清王朝隻是借助宗教的手段來消磨蒙古人,而不是僅憑這一招就化解了蒙古人的威脅。

    但公允的說,佛教的繁盛確實造成了很嚴重的影響;清王朝初年,各部統計的蒙古族人口約為216萬人,到了清末,僅剩下171萬人。

    要知道,當時清朝整體人口呈現爆發式的增長,唯獨蒙、藏這兩個佛教繁盛的地區人口增長停滯。

    藏地生存環境比較惡劣,人口增長曆來都比中原緩慢,但蒙古地區則呈現大幅下降的趨勢。

    大量的僧伽階層確實對蒙古的社會生活造成了巨大的影響,這種影響並不止於人口的減少,還在於寺院供養也是對社會財富的集中再分配;可惜這種分配,越來越呈現向少數人的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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