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77章深刻的教訓(1/5)

    1942年五、六月，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南製造了“南委、粵北省委事件”。這是繼“皖南事變”之後在華南地區製造的又一起嚴重反共事件。

    事件發生後，給華南地區黨的組織發展以及合作抗戰工作帶來十分不利的影響。

    本章試圖從曆史研究的角度對“南委、粵北省委事件”發生的原因、影響及其曆史啟示進行初步探討。

    1938年日本占領武漢、廣州後，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由於戰線太長，日本停止了全麵戰略性進攻，而把主要兵力用於打擊敵後戰場的八路軍、新四軍，以鞏固其後方。

    與此同時，日本對國民黨的戰略政策作出重要調整，即由“軍事進攻為主、政治誘降為輔”轉變為“政治誘降為主、軍事打擊為輔”。

    日本侵華策略的調整對國民黨統治集團發生重要影響。1939年1月，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召開。

    這次全會確立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針，此後，又先後秘密頒布了《限製異黨活動辦法》、《淪陷區防範共產黨活動辦法》、《異黨問題處理法》等，企圖限製、打擊、消滅共產黨及其領導的抗日武裝力量。

    同年11月，國民黨召開五屆六中全會，進一步確立了“軍事限共為主，政治限共為輔”的方針。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國民黨頑固派在全國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

    1941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製造了震驚中外的“皖南事變”，在全國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

    這些表明，國民黨統治集團對抗戰的態度發生重要轉變，即由對外轉向對內，客觀上表現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從而對全國各地自上而下的反共活動起到強烈的指向和催化作用。

    國民黨頑固派掀起的反共逆流，迅速波及華南。

    國民黨廣東省黨部執行委員伍智梅從重慶參加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回來後，即迅速傳達“限共”、“反共”政策。

    隨後，改組了四戰區政治部，反共分子邱譽任主任，大肆排擠、打擊共產黨人。

    1939年11月，國民黨軍事委員會政治部主任陳誠親到韶關，高唱反共論調，煽動反共熱潮，汙蔑八路軍“遊而不擊”、“延安無一傷兵”，聲稱要“嚴防共黨活動”、對共產黨實施“法律製裁”。

    此後，國民黨頑固派在廣東的反共活動變得更為猖狂。

    1940年春，國民黨廣東當局下令逮捕“廣東青年抗日先鋒隊”總隊部幹部，解散“抗先”總隊部和各級隊部。

    1940年1月，國民黨頑固派在東江地區製造了“博羅隊事件”，並進攻轉移途徑中的東江人民抗日遊擊隊，致其損失慘重。

    3月，又製造了南路“周、文事件”和合浦“白石水事件”。

    10月，反共頑固派進攻瓊崖美合抗日根據地，製造了“美和事變”。

    1941年5月，國民黨廣東當局查封了廣東省委的機關報《新華南》。6月，又製造了“廖錦濤事件”，廖被迫害致死。

    廣東國民黨頑固派並不滿足於這些“小勝”，而是把魔爪繼續伸向破壞和摧毀共產黨在華南地區的領導機關和組織係統，以圖從根本上消滅華南地區共產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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