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馬金戈

第1270章第七次黨代會(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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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在中國共產黨的有力推動下和平解決,成為時局轉換的樞紐。

    1937年七七事變的爆發,標誌著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了全麵侵華戰爭,也標誌著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全麵爆發,即全國抗戰的開始。

    偉大的抗日戰爭喚起了全民族的危機意識和使命意識。

    軍隊與老百姓相結合,武裝鬥爭與非武裝鬥爭相結合,前方鬥爭與後方鬥爭相結合,公開鬥爭與隱蔽鬥爭相結合,特別是敵後軍民廣泛開展的遊擊戰的巧妙戰術和作戰方法創造了人類戰爭史上的奇觀,使猖獗一時的日本侵略者陷入人民戰爭的汪洋大海之中。

    1945年春,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繼續勝利發展。1月,蘇聯紅軍向德軍發動強大攻勢,迅速打破了希特勒的防禦計劃。

    3月間,美、英等國在西歐的軍隊渡過萊茵河,攻入德國腹地。

    4月下旬,蘇軍完成對柏林的包圍。

    5月2日,攻克柏林。德國法西斯頭目希特勒在此前自殺身亡。

    5月8日,德國宣布無條件投降。

    同年4月間,意大利共產黨人領導北部各城市人民發動起義,墨索裏尼被逮捕並由人民法庭判處死刑。

    德、意法西斯歸於覆滅,使日本法西斯陷入完全孤立的境地。日軍在中國敵後戰場上連連遭到打擊,正在進行垂死掙紮。

    就在德國法西斯麵臨徹底覆滅和中國抗戰接近勝利的前夜,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黨的七大在延安隆重舉行。

    此時距離1928年召開的六大,整整相隔了17年,是曆次黨代會中間隔最長的。為什麽這麽久都沒有開黨代會呢?

    其實,早在1931年1月,黨的六屆四中全會就將召集七大作為全黨“最不可延遲的任務”之一。

    之後,由於內戰連綿等種種原因,有關七大的事宜並未列入中央的議事日程。

    直到全民族抗日戰爭爆發後的1937年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才正式通過關於準備召集七大的決議,指出:“政治局認為在最近時期內召集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對於全中國人民解放鬥爭和黨的工作,均有最嚴重的意義。”

    決議決定成立由毛澤東任主席、王明任書記,由25人組成的七大準備委員會,並首次提出七大的五項議事日程。

    決議號召“在中央領導之下,動員全黨同誌和廣大民眾積極參加黨的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之準備工作”。

    1938年3月,中央政治局會議要求就召開七大“立即進行具體準備”。

    同年11月6日通過的《中國共產黨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關於召集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正式批準了1937年12月會議關於召集七大的決議,並同意準備委員會向全會提出的報告,決定加緊完成準備工作,在較短時間內召集七大。

    此後,七大進入實際準備階段。

    1939年六七月,中央書記處向各地黨組織兩次發出《關於七次代表大會通知》,要求各地於本年9月1日完成代表選舉工作。各地根據通知精神,選出了出席七大的代表。

    1940年,部分代表陸續到達延安。

    由於戰爭環境的惡化,代表不能到齊,會議具體日期未定,先期到達延安的代表,有的進黨校學習,有的暫時分配了工作。

    1939年12月29日,在蘇聯治傷的周恩來為共產國際撰寫完成5.5萬字的《中國問題備忘錄》,再次介紹了黨的七大可能在1940年的三四月間召開。

    當時師哲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任弼時的秘書,同時為周恩來作翻譯。

    師哲回憶說,關於七大的信息,共產國際和蘇共中央“十分重視”。重視的原因是多方麵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共產國際認為,這是了解中國和中國革命的極好機會,所以,“決定派代表參加中共七大”。

    “但從當時的國際形勢和中蘇關係看,派個外國人來有所不便,會給敵人和抱有敵意的人造成反蘇反共的口實。”

    於是,共產國際決定派師哲這個中國人參加七大,會後返回共產國際做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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