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27章上海擴軍記①(1/4)

    1940年夏天，正當陽澄湖畔抗日鬥爭如火如荼之際，素來大刀闊斧的蘇南東路地區黨政軍主要領導人譚震林，忽然一反常態變得緘默起來。

    一個事關部隊轉型建設的大計，在這位20世紀30年代初期就任紅十二軍政委和福建軍區司令員的戰將胸中悄然成型。

    1939年5月，新四軍一支隊六團團長葉飛，奉一支隊司令員陳毅命令，率部以“江南抗日義勇軍”（簡稱“江抗”）名義東進蘇南，建立了蘇、常、太和澄、錫、虞抗日根據地，部隊猛增到5000多人。

    當年10月，“江抗”與丹陽遊擊縱隊整編為新四軍挺進縱隊，北渡長江開辟蘇北抗日根據地。

    “江抗”北渡前，在陽澄湖留下一批傷病員，其中有開國中將劉飛和開國少將黃烽等紅軍骨幹。

    1939年11月6日，秋風蕭瑟時節，陳毅命陽澄湖後方醫院新四軍傷病員重建武裝，堅持原地鬥爭，並安排肺部嵌有敵人子彈的劉飛赴上海治療。

    夏光任司令員的江南抗日義勇軍東路司令部（史稱“新江抗”）應運而生，蘆蕩火種呈燎原之勢。

    也就在此時，林欣兒奉陳毅令率領一支隊二團三營組成蘇南抗日支隊，前往蘇南開辟遊擊根據地。

    翌年3月，譚震林主政東路地區，“新江抗”改稱江南抗日救國軍東路司令部，與常熟抗日武裝整編為3個支隊，林欣兒就是其中的一支。

    這位新任司令員兼政委雄心勃勃提出，盡快將部隊擴充到100個連，打造一支上萬人槍的雄師勁旅，“新江抗”再度發展到5000多人。

    怎樣給以農民為主體、以抗日遊雜武裝為補充的水鄉新銳加鋼淬火？譚震林把目光投向中國共產黨的誕生地上海。

    他認為，這座有3次工人武裝起義光榮傳統的城市，產業工人數量占全國一半。改善部隊成分，高起點培養幹部，都需要從上海補充新鮮血液。

    1937年“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以來，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不失時機組織工人、學生和店員參加新四軍。

    然而，從上海向蘇南根據地輸送兵員，新兵需乘火車到昆山或蘇州，再徒步跋涉到目的地，沿途都要接受盤踞京滬鐵路的日偽軍檢查，風險極大。

    “不能咱們炒豆，讓上海地下黨炸鍋！如果為給根據地輸送兵員危及上海地下黨安全，那就得不償失，我們會愧疚一輩子！”

    譚震林對林欣兒如是說。

    林欣兒望著這位大哥般的領導，堅定地表示：“譚司令，你說怎麽辦我們就怎麽辦！”

    譚震林經過縝密思考，決意改弦更張，另辟蹊徑。

    1940年7月的一天，譚震林找到林欣兒說：“5月4日，毛主席指示我們，今年從江、浙兩省敵後擴大抗日武裝十萬人槍。我想在江南創造十萬產業軍，建成一支以產業工人為基礎的部隊。過去部隊補充上海兵員，主要靠地下黨跨越敵占區向根據地輸送。這種做法不符合黨‘隱蔽精幹、長期埋伏、積蓄力量、以待時機’的地下工作方針，十分危險，也很難持久。今後，我們要主動承擔擴軍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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