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26章 乞丐(1/2)

    第四次“圍剿”失敗後，經過短暫休整，蔣介石開始準備第五次對中共各根據地的“圍剿”。

    1933年7月，蔣在江西廬山開辦陸軍軍官訓練團，分期分批訓練中級以上軍官。

    訓練“惟一的目的，就是要消滅赤匪，所以一切的設施，皆要以赤匪為對象”。對應其“從前剿匪剿不了，並不是我們武力不夠，而是我們精神不良”的認識，訓練團特別注重戰鬥、團結精神的教育。

    訓練結果，按蔣自己的說法：“因為時間過於短促，對於學術科沒有多大的進步，但是各人的精神思想，和所表現的儀容、態度、動作，比兩星期以前，完全不同了。”

    同時，幹部集中、朝夕相處對來自各地方、各派別的軍官“把眼前畛域派別的觀念，和頻年交相火並的宿怨前隙，不期然而然的消弭泯滅”，也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以紅軍作為假想敵，鄭重其事地開辦廬山訓練，反映蔣介石對再一次與紅軍作戰的充分重視。

    他充分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將新一次“圍剿”定位為軍事、政治、經濟、社會的總體戰。

    基本原則為“三分軍事，七分政治”：即“用三分的力量作戰，用七分的力量來推行作戰區的政治”。

    “一方麵要發揮軍事的力量，來摧毀土匪的武力；一方麵要加倍地運用種種方法，積極地來摧毀土匪所有的組織，及在民眾中一切潛勢力”。

    秉著總體戰的思路，國民黨方麵采取了一係列政治、經濟、社會政策，嚴密統治、收攬人心。

    其中，對蘇區最具威脅的是封鎖政策。通過實行嚴密的經濟、交通和郵電封鎖，嚴禁糧秣、食鹽、工業品和原材料等物資流入蘇區，斷絕其與外界的聯係。

    蔣介石判斷：“匪區數年以來，農村受長期之擾亂，人民無喘息之餘地，實已十室九空，倘再予以嚴密封鎖，使其交通物質，兩相斷絕，則內無生產，外無接濟，既不得活動，又不能鼠竄，困守一隅，束手待斃。”

    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中選擇持久消耗的作戰方針，和當時國內外相對有利的環境有著密切的關係。

    周恩來曾經談到，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時能動員五十萬軍隊發起進攻、實行封鎖，那是他勢力最強大的時期”。

    確實，和前四次“圍剿”幾乎一直在國內外動蕩局勢中進行相比，第五次“圍剿”進行過程中，南京政府內外環境相對寬鬆，給了其從容展布的機會。

    從外部環境看，當時對國民政府壓力最大的日本壓迫有所緩和。長城抗戰並簽訂《塘沽協定》後，日本在華北活動告一段落，北方的壓力暫時有所減輕。

    此後直到第五次“圍剿”結束，日本在華北一直未有大的動作，南京政府獲得第三、四次“圍剿”以來相對穩定的外部環境。

    注意發揮前線指揮官主動性，不過多幹預具體作戰，是蔣介石在第五次“圍剿”期間指揮作戰的一個突出特點。

    而前線指揮官尤其是主力部隊第三路軍指揮官陳誠也表現出相當強的主動精神，對戰役勝利發揮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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