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對民眾排教浪潮的抵拒與困惑(2/3)

    從總體上說，無論是平日有惡跡的教徒還是行為比較端正的教徒，對排教鬥爭特別是義和團運動都是充滿怨恨情緒的。義和團運動失敗後，華北地區相當普遍地發生了教民向拳民報複泄憤的行為，尤其是那些在運動中遭受損失的教民更是如此。教民的報複意識和行為大體上有這麽幾種類型。

    有一些教民是借助於洋兵和教會的勢力來實行報複的。義和團運動高潮時，有的教民就明確表示“洋兵”會替他們“報仇”。運動失敗後，教民帶領侵略武裝迫害同胞的事例相當普遍。居住北京的一個文人在日記中寫道：“各國聯軍在各州縣，無論村莊大小，靡處不至。洋兵一到，先令奉教之人從中關說，勒捐銀或千或萬”，“此軍才行，彼軍繼至，有數次數十次不等”，因此而“家破人亡者，不知凡幾”；他還目睹了自己居住的城區一條胡同裏，連續六次發生教民帶領洋兵前來欺詐勒索、仗勢報複的事件。類似這樣的記載還很多。如京郊燕子口教民張某“領著德國兵，在康陵抄團”；天津教徒劉某由法兵護送回鄉，找義和團算帳，勒索賠銀，發了筆大財。北京城內還有一個當千總的教民，在南堂幫辦事務。運動高潮時投入英國使館，聯軍進京後負責設立“公所”，帶洋兵“巡察街市”、“擅作威福”，甚至擄掠婦女，“開設妓館”，以迎媚洋人”。這些教民已經將複仇情緒擴展至自己賴以生存的整個社會，墮落為侵略者的幫凶，中華民族的敗類。

    還有一部分教民采用鄉裏社會中常見的所謂“說合”的方式來進行報複，即在教會的支持與護佑下，通過傳統的村社、宗族組織或鄰裏人際網絡，向對方施加壓力，勒索賠償。“說合”或“調解”，本是鄉裏社會與官司訴訟並行的解決民間糾紛的一種常見的方式，但從19世紀下半期起，由於教會勢力在地方上的某種支配權，這種通過紳士、社首出麵的貌似公平的傳統式“調解”，往往成為教會和教民對平民的“仗勢欺淩、借端勒索”，“或罰銀錢，或罰屋宇，或罰酒席，或罰鍾，或罰席，或罰油，不厭不休”。義和團運動後一些受到損失的教民也沿用這種方式進行報複，並且發展到極致。有一件材料說，有些教民要求拳民擺席賠禮，扮成孝子，為死去的教民祭靈出殯，“大師兄披麻戴孝，低頭不語，馬棒一舉哭爹叫娘；二師兄懷抱靈牌遮羞臉，羞羞答答，羞愧難當；三師兄四師兄長歎短歎，這個樣的跟頭不比尋常，丟人見姓到了底，從今怎見眾位街坊；五師兄六師兄打香尺，鼓樂喧天甚是風光。”這種報複方式注重的是對他人人格的公開侮辱，從而盡情渲泄自身的仇怨情緒，實質上體現的是鄉裏社會特有的血親複仇傳統。在“以孝為本”的傳統社會，強迫“仇人”當“孝子”，讓他們“丟人到底”、“羞愧難當”，恐怕是最為嚴重的精神懲罰了。

    另有一些教民可能並沒有更多的實際舉措，而隻是滿足於一種“心理報複”。一個小京官在日記裏記述了另一名教民小京官，說他在義和團運動後動輒在熟人麵前散布“新聞”，或說洋兵有什麽行動，或稱某人畏禍已入教，等等。日記的作者評論說：“洋人並不以教民為重，真消息絕不使知之”，此人隻因產業喪盡、家口散失，“怨毒深矣。隻以言語發泄，尚不失京官本來麵目耳。”也就是說，他雖然怨憤頗深，但隻是在熟人麵前吹吹牛，借以消氣並抬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總算還沒有丟掉中國人的樣子。這種“心理報複”方式在北京不算少見，可能同城市缺乏宗族調解，人際關係也較農村疏遠有關。據《教友致命》記錄，一些教民往往將某些義和團民的意外事故和暴病暴亡當作天主的“顯靈”懲罰，並因此感到欣慰、解氣。透過宗教信仰，我們看到的仍是舊時中國人成為心理習慣的“精神勝利法”--把對手的倒運看作自己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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