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節對民眾排教浪潮的抵拒與困惑(1/3)

    在晚清基層社會，特別是廣大農村，中國人民反抗西方宗教侵略的主要方式是“排教”，即反抗外國教會及部分教徒的盛勢欺壓。排教的衝擊波也往往指向一般教民。也許，讀一讀法國主教樊國梁的《燕京開教紀略》，會有助於我們了解教會及一般信徒在當時那樣令人厭惡的原因。該書中有一段關於《北京條約》簽訂後重開南堂（宣武門外教堂）的描寫。是時，法國軍隊打開了封閉三十餘年的南堂大門。而在這裏舉行的第一個儀式就是為侵華戰爭中喪生的法國官兵舉行“追亡祭禮”，並慶祝法國人占領北京的“勝利”。據稱，這一天（1860年10月28日）清晨，“四城教友，早已充斥堂中”，同法軍一起集於“大法國旗麾”下，“是日適值風雨，進堂之人，沾衣濡履，……然因開堂甚樂，人人踴躍”。這段描寫固然有誇張的成分，但中國教徒與侵略軍隊一起為攻下北京而“祝謝天主”畢竟是曆史的事實。南堂頂上的大鐵十字架是在火燒圓明園的餘煙中重新豎起來的。不論中國教民對天主如何虔誠，他們的所思所為與中國廣大民眾畢竟是格格不入、無可協調的。在這樣的曆史大背景下發生的自發性反洋教鬥爭，必然使教民群體性地難逃“厄運”。

    麵對民眾的排教流浪潮，教民的表現是各種各樣的。對於那部分行為不端的教徒來說，“排教”運動無疑是觸犯了他們的利益，並使他們在這種浪潮中首當其衝，因而他們采取了堅決排拒、絕然敵對的態度。依仗教會對民眾愛國排教運動進行打擊、報複的教民，在眾多的教案中並不少見。前文在入教動機分析中提到過政治需求型和世俗功利型的教民，他們中的一些人對排教的抵製與敵對，往往是這種動機在矛盾激化時的必然延伸。

    至於相當一部分平日裏行為並不算惡劣的教民，則在頻發的教案中陷入了深深的困惑。尤其是波瀾壯闊的義和團運動的驟然爆發，更在教民中造成天崩地裂般的大混亂。他們無法理解這一嚴酷的事實是普通民眾在民族危機刺激下的救亡和自救。有些教徒神情沮喪，無所適從，將突然發生的遭遇解釋為“天命安排”；有的則借助於教義自慰，認為“此次魔鬼出世，是天主準許他：堅固人的信德，試探人的心意”；有的還當麵指責拳民說：“爾輩均為活魔。”企圖用宗教幻想來解釋政治運動，借以維持自己的信念，緩解內心的恐懼與迷惑。還有的教民將義和團運動視為“造反”，最有代表性的是一位老年教徒，聽到義和團在街上遊行，便手柱拐棍到人群中說：“老鄉親們，他們這樣造反，你們也不管管勸勸他們。”在自認為守法的教民看來，義和團敢於向“奉旨”的“聖教”及其信徒動刀子，確實有點“造反”的味道。

    這些普通教民被到處掀起的“殺洋滅教”浪潮震驚了。他們中的不少人對拳民的仇恨情緒似乎莫名其妙，有的問：“你們憑什麽砍？不說理。”其實，並非拳民“不說理”，而是他們自己不能體察拳民的“理”。教民所謂的“理”，往往是在日常生活中關於個人恩怨的經驗，“我素日待你們不錯，無仇無怨，為何下毒手殺害我們呢？”“我們天主教跟你們無仇無恨，為何前來殺砍我們？”可以推測，這些教民大約是平時行為規矩，與鄰人相處不錯的，而按鄉裏生活的常理，不結仇不生怨就能太太平平過日子。但在當時，尖銳的民教衝突已經超越了常規的世理。義和團團民殺逐堅持“不背教”的親友乃至骨肉同胞的事件已經不是個別的。這是在民族矛盾異常突出的情況下，自發的民族仇恨壓倒了血親意識的反映。這些教民的悲劇恰恰在於他們身係教會網絡，長期遊離於一般民眾對洋教積怨很深的主流意識之外，從而不可能對民眾激烈的排教情緒和行為有起碼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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