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章

這樣兩兩相較，禁止電動自行車，的確是一種管理者的“理性選擇”。不過，事情還有另一麵，城市不僅僅是有權有錢者的城市，也是普通老百姓的城市。對於有權者而言，他們不用計算每日的交通費，因為有公車可乘，有錢人也一樣，每日的交通費，也不在話下，什麽交通工具方便，就用什麽。前些天還有報道說，一個東莞的老板，居然經常坐直升機到一個飯店吃飯。但是對成千上萬的工薪一族來說，他們不僅要考慮交通費增加的負擔，而且還要承擔因交通堵塞遲到的一切後果，生活艱難，銖厘必較。一日不做，一日不得食，每天都要上班，遲到多了，不僅獎金要被扣發，而且可能丟了飯碗。乘公交車，固然成本低，但容易遲到，打的要快些，但成本太高，即使是白領，也承擔不起。比較起來，騎自行車，是目前工薪一族上班下班交通策略的最優選擇（有方便地鐵乘者除外），而電動自行車又是其中體力弱、同時又能承擔得起買車費用（一般一兩千左右的價格）者的最優選擇。 城市的道路，越修越寬，但是留給平民百姓的走路空間，卻越來越狹窄。那些每日都要上下班的工薪一族，也是城市的建設者，也是城市GDP的創造者，換個角度看，他們的貢獻更大。他們因交通導致的誤工損失，也是城市的損失，他們因交通費上漲而壓縮的消費，也一樣會導致城市繁榮的減色，因得不到善待而積累的戾氣，如果有一天爆發出來，破壞更是驚人。 城市的和諧，是有錢有權人和平民百姓的和諧，是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和諧，也是四個輪子和兩個輪子的和諧，和諧的關鍵，在於多給眾多的弱勢者一點空間。 密切隔開群眾 曆史的記載告訴我們，共產黨人曾經是打破等級界限的人，斯諾先生在《西行漫記》中感慨道，一係列被國民黨政府懸賞十萬大洋的中共領導人，從毛澤東到彭德懷，門口隻隨隨便便地放了一個警衛，人們相互串門，推門就進。根據很多當事人回憶，延安時期的老百姓想要見到領袖，似乎很容易，在什麽地方都可以見。看那時候的老照片，領導人的合影，似乎並不按嚴格的等級，大家隨便一站，位於中間位置的，往往是地位相對低的人。然而，在今天，不知怎麽一來，當年密切聯係群眾的原則，悄然變成了密切隔開群眾。官員但凡到了一定級別，衣食住行，在製度設計上處處考慮的是跟老百姓的隔離，住是有人把門的大院，辦公是有人站崗的官邸，出行是警察開道的一路暢通，就算是下來走訪群眾，有關部門也事先安排好，人不能隨便見，路線不能隨便走。老百姓如果有事想見領導，即使領導有心見，也難過上青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