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就當時而言，新文化運動不僅在輸入思想和學理方麵，開辟了中國文化的新局麵，而且如果沒有新文化運動，我們的學校，至少在人文方麵，恐怕還會是經學的天下。哲學史，講到周公，一學期就結束了，孔子還是大半個聖人，無法像胡適先生的《中國哲學史大綱》那樣，變成一個思想家供學者剖析。中國高等教育的頂峰，也恰是在“五四”運動之後出現的，不僅國立和私立大學名校迭出，就是教會大學，經過“五四”也逐步淡化了宗教色彩，步入世俗教育的軌道。中國文化在民國時的繁榮——無論學術還是文學藝術——也是“五四”之後出現的，當年的學術大師和文學巨子，甚至畫家、名導演和演員，無論文化態度保守還是開放，都跟“五四”新文化運動脫不開幹係。麵對這些事實，說“五四”新文化運動毀滅文化，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如果單從“五四”政治運動之後，激進主義流向就否定“五四”，其實也沒道理。很簡單，“吃‘五四’飯的”（蔡元培語）不僅有激進的左翼，還有激進的右翼，比如國家主義者，他們對傳統往往情有獨鍾，還有自由主義的右翼，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樣的人，好像對中國後來的激進不該負責的，而他們的學術研究，也走向了整理國故，即使反傳統，也反得不徹底。而且，“五四”還有更多走中間道路的人，大批走教育和實業救國道路的人，看看他們的回憶，好像血管裏也流淌著“五四”的血。 至於把所謂的告密的賬也算在“五四”頭上，實在太冤。就算黃苗子和馮亦代兩位老先生都告過密，但是兩位不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他們在舊中國也生活過很長一段時間，他們老師就更是如此，如果說反了傳統就會告密，為什麽他們在1949年之前沒有做過這樣的事？更何況，我們民族的傳統中，也有法家的一份，那一份裏，其實就有告密這東西。反傳統，如果反到了傳統的酷吏風範頭上，其實反而不會告密。 其實，傳統就單算儒家一份，那麽，“五四”反過之後，其實傳統並沒有被反掉，上流社會，有蔣介石支持的新保守主義的複興；底層社會，則大體詩禮依舊，人們婚喪嫁娶，宗族祭祀，還是老一套。這一套真正被摧毀，是經過土改、合作化等一係列政治運動的超大規模的掃蕩，鄉村精英連同文化精英一並被毀滅的。這種革命的結果，怎麽能都算在“五四”的賬上？不能說革命領袖中有幾個“五四”青年，就說革命是“五四”的延續。別忘了，還有好多“五四”青年，是自由主義者呢。 正像印度的傳統，很難說清楚是什麽一樣，中國的傳統，也是一言難盡。反傳統的事情，如果僅僅是些文化人的作為，其實無論怎樣反，都反不掉。導致文化和傳統被摧毀的，並不是“五四”。 教育讓“諾獎”從我們身邊走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