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在親日與賣國之間（4）

當然，換文的產生，跟寺內上台以來，出於西原借款的緣故，段政府對日本大有好感有關。章宗祥的簽字，並非自作主張，畢竟是來自政府最高層的授意，也跟當時占領日本在山東的態勢不無關係。占據青島、濟南和膠濟路沿線的，是日本的軍隊。而人們都知道，日本軍部長期跟政府步調並不一致，經常自行其是。盡管寺內內閣決心收斂日本在華的跋扈專橫的做法，不再維持上屆政府四下點火、給中國政府製造麻煩的策略，但是在華的日本軍隊，並沒有因此而收斂，依舊在山東設置民政機關，征糧收稅，實行實際的管理。正如巴黎和會上中國代表顧維鈞針對英美有關的質問回答的那樣，“當時日本在山東之軍隊既不撤退，又設民政署，置警察，課稅則，地方不勝其擾，非常憤悶，政府恐激生事端，故又致有此約”。而此換文的產生，按交涉者章宗祥的意思，是通過雙方政府間的協商，定出規則，讓日本軍隊有所收縮，集中在青島和濟南，膠濟路則由兩國合辦的警察維持，從而撤去日本擅自設置的民政機關。顯然，我們從換文的字麵上看，似乎也挽回了一點權益。比如規定日軍從膠濟路沿線撤軍[除濟南留一小部分]，膠濟路的巡警隊，有中國政府組織，聘用日本人，膠濟路上的職員，也要聘用中國人。如果真能按換文規定嚴格執行，比起此前日本軍隊在山東到處駐紮，膠濟路根本不容中國人沾邊的狀況，肯定要好些。這也是一向為人謹慎的章宗祥能夠簽這樣一個換文的原因。但必須指出，這種所謂權益的挽回，隻是在日本強占基礎上的挽回。等於是日本人先搶去根本不屬於他們的東西，然後吐出一點來，就算讓步。可是，就算這樣的讓步，要中國政府付出的，也是過分的代價。當時的當政諸公，包括章宗祥在內，忘記了二十一條之後的中國情勢，這樣一簽，在大局上是徹底失了分的。 其實，這兩個換文，就當時的情勢而言，最大的問題是直接觸碰了人們國家危亡上的那根敏感的神經。自從二十一條簽訂以來，中日關係就處在高度敏感的狀態，日本寺內政府所謂的親善之舉，在日本沒有退出山東、沒有廢除二十一條的情況下，很容易被人理解為一種陰謀。段祺瑞迎合日本的“親善”，接受大筆借款，對內開戰，已經有了中招的嫌疑。而這兩個換文，則一個強化了日本搶占山東權益的合法性，一個則涉及了這種權益的擴展，把黑手伸到了整個中國的腹地。當年德國染指濟順和高徐兩路的路權時，原本就蘊含了把勢力從山東延伸到京漢和京浦線的意思，現在中國跟日本簽這個換文，無論換文文本含義若何，當年的“意思”都會自然延伸過來。更何況，借款的3家日本銀行，也根本不是純粹的民間資本，跟日本政府的關係密切，以中國這種弱國地位，在很多人眼裏，即使文件上沒有寫，但沾上日本的邊，以後會發生什麽事情，都很難說。實際上，自二十一條之後，中國人已經喪失了對日本的起碼的信任感，自然也就危及所有跟日本打交道的人，動輒獲咎。 膠濟路的換文，由於“欣然同意”四個字，成為美英在巴黎和會上搪塞中國的借口[在曹汝霖看來，這四個字，僅僅是通用的外交辭令而已，章宗祥也說是“外交文書上之套語”]，因此，在五四運動中，最為人詬病，但真正對當時的中國構成威脅，或者說當時的國人最擔心的中日密約，卻是中日共同防敵軍事協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