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三個賣國賊（2）

他們三人，作為留學生而言，其實命運很是不錯，留學趕上優待，不像後來沒有趕上點的留日學生，人數眾多，魚龍混雜，考學艱難，在日本上一個專科，都難上加難。而且生活上飽受日本人的歧視，早期的優待全無。更幸運的是，這三人畢業就趕上了清廷的新政，朝廷缺人之時、用人之際，回來就進入剛組建的以西方為模本的政府機關，春風得意，很快就身居要職，到清朝覆滅時，曹汝霖已經升任外務部左侍郎，變成部領導了。不像第一批留美幼童，無論學成與否，回國來隻能到海軍當兵，從最基層做起，一步步往上爬。也不像後來的留學生，人數太多，朝廷裏已經沒有多少位置了，隻好往學校擠。他們三人還有一個共同特點是，都在清廷新政時期，被當時的強人袁世凱延攬到自己的夾帶中，跟袁世凱和北洋係結下了很深的關係。同時，作為留學生，他們都是當時政府中開明、年輕而幹練的能臣，曹汝霖曾經受命到宮裏，給西太後和光緒皇帝講過憲法，充任過一回高層政治學習的講師。也曾參與過中日間島問題的交涉，部分地為中國挽回了權利。而章宗祥則參與了新政時期中國法律改革，對於新刑法和商法的改革，頗有貢獻。特別的，是他在京師巡警廳負責時，曾經負責審理刺殺攝政王的汪精衛，汪精衛犯了這麽大的事得以不死，章宗祥是出了很大力氣的。陸宗輿則被徐世昌收入帳下，擔任過東三省鹽稅總辦，一個很肥的肥缺，他將東三省的鹽務，辦得風生水起。陸宗輿還隨同徐世昌出國考察，深受信任。 在中國人的留學史上，有這樣一種現象，凡是在所在國混得比較好的，留學成績突出者，對所在國的印象一般都比較好，反之，則怨言要多一些，甚至會滿腔怨恨。留學日本，自然也不例外。後來人說，留學英美者多為學者、銀行家、政治家，留學日本者，多為革命者，其中不乏激烈的反日者。其實也不盡然，留學經曆比較順利的人，比如曹、章、陸，以及周作人和張資平等作家學者，以及一幹日本士官學校的畢業生，就比較親日。留學日本者反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去日本的人實在太多，其中不乏不良之輩，在人家那裏沒幹好事。平江不肖生的《留東外史》，盡管是，有很大的誇張成分，但留日學生的胡來，的確也是事實。人去得多，而且不良分子多，在那邊自然就得不到好臉，回來憤而反日，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說，對於學業有成者而言，那種關於留學生的傳聞，對於那些學有成就者，留美者親美，留英者親英，留德者親德，留學日本親日，其實大抵不差。但是，的確如曹汝霖所說，親，不等於媚，親日不等於媚日，留學他國者亦如此。 曹汝霖等人的親日，或者說對日本抱有好感，還跟他在日本的經曆有關。很多沒混好的留學生，作為一個來自弱國他鄉之客，如果成績再不行，行為不檢點，在所在國遭遇歧視和白眼在所難免，因而對所在國自然不會有好感。但曹汝霖他們不一樣，在學校裏，由於成績不差，沒受什麽歧視，而曹又有幸住在日本著名的哲學家中江兆民的家裏，受到哲學家遺孀的照顧，自然感到相當愜意。這個中江兆民，有著作《一年有半》譯成中文，在中國很有名。在中江家住的時候，曹跟中江兆民的兒子中江醜吉結成很好的朋友。個中江醜吉，就是後來火燒趙家樓時，死命護著章宗祥的那個日本人，但他不是我們的大陸一些五四參見者所說的“帝國主義分子”，而是個主張對華友好的親華人士，研讀過《資本論》，傾向馬克思主義，酷愛中國文化。他還跟日本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片山潛關係不錯，一向主張反對日本對華侵略，還屬於日本的左翼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