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這才是食文化 ——“食不厭精，膾不厭細”章句甄讀(2/5)

    批孔者和像姚淦銘教授這樣的尊孔者，都錯把本篇中包括“食”禮在內的禮節儀規，當作孔子個人的行事方式和生活方式了。故所以，他們批也好、尊也好，其實都是無的放矢、郢書燕說。

    其二，食禮是中國古代禮儀的重要組成部分，食禮也往往是國家、民間重大的禮儀活動（如祭祀、外交、接待賓客、婚禮）的一項重要內容。故而《禮記·禮運》篇中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認為禮儀是從飲食的禮儀開始的。

    為什麽這麽說呢？

    其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飲，蕢桴而土鼓，猶若可以致其敬於鬼神。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複。”然後飯腥而苴孰。故天望而地藏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故死者北首，生者南鄉，皆從其初。

    原始時代，人們把黍米放在石板上用火烘熟，把小豬放在火上燒烤，地上挖個小坑盛水當作酒罇，用兩手捧著飲用，摶泥燒製鼓槌，瓦框蒙皮做鼓，就這樣簡陋，還可以向鬼神致敬呢。及至人死的時候，親人就登上屋頂，望著天空呼喊，呼告說：“啊！某某，你回來吧！”招魂無效，然後人們就用生米填滿死者口腔，下葬時又用草包包裹些熟肉給死者。故而望天招魂，入地埋藏。從軀體和陰魄降入地下，知道陽氣上升天空。故而墓穴中死者都頭向北（因為北方屬陰），活人的居室都麵向南（南方屬陽），這都是依從最初的習俗。

    昔者先王，未有宮室，冬則居營窟，夏則居橧巢。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範金合土，以為台榭、宮室、牖戶，以炮以燔，以亨以炙，以為醴酪；治其麻絲，以為布帛，以養生送死，以事鬼神上帝，皆從其朔。

    從前，上古的先王時代，沒有房屋，冬天就住在土窯洞裏，夏天就住在用柴木圍起來的像鳥巢似的圈欄裏。那時還不知道用火烹製食物，就吃草木的果實、鳥獸的肉，喝鳥獸的血，連著毛就這樣生吃了。那時還不知道利用苧麻、蠶絲織布，就披穿鳥羽獸皮。後來聖人有所作為，創造發明，然後利用火的熱能，冶製金屬，燒製磚瓦，用來製造樓台亭榭、房屋、窗戶，又用火來炮、烤、烹、炙各種肉類，釀製醴酒、奶酪，加工麻纖維來織布，繅製蠶絲來織綢，用這些物資來養生送死，來事奉鬼神上帝。現在人們都還是依從聖人最初的創造。

    故玄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陳其犧牲，備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鍾鼓，修其祝嘏，以降上神與其先祖。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齊上下，夫婦有所。是謂承天之祜。

    按照上古聖人製定的禮規，故而特設清水一罇，放在室內北牆下；盛著麹少米多的甜醴酒的酒罇，和盛著白色渣滓很多的醆酒的酒罇放在室內靠近室戶（出口）的地方；盛著紅色的渣滓很多的醍酒的酒罇放在堂上接近室戶的地方；盛著糟滓下沉、酒色稍清的澄酒的酒罇，放在堂下。（酒味越薄，其發明時代越古，為表示尊古，味越薄的，陳列的位置越尊。）同時陳列祭祀的犧牲，備辦盛放煮熟牲體銅鼎和肉俎（幾狀的盛肉器），分列琴、瑟、管、磬、鍾、鼓等各種樂器，修改確定主人祭告神靈的文辭，和屍主（祭祀儀式上扮演祖先的活人）代表神靈致福主人的文辭，用來迎接上神和先祖的降臨。以祭禮來校正君臣的行為法則，來加固父子的關係，使兄弟和睦，使上下齊心，夫妻各得其所。如果能這樣，就可以稱作承受了上天的賜福。

    作其祝號，玄酒以祭，薦其血毛，腥其俎，孰其殽，與其越席，疏布以冪，衣其浣帛，醴醆以獻，薦其燔炙，君與夫人交獻，以嘉魂魄，是謂合莫。然後退而合亨，體其犬豕牛羊，實其簠簋、籩豆，鉶羹。祝以孝告，嘏以慈告，是謂大祥。此禮之大成也。

    擬定鬼神及獻祭的犧牲、玉器等祭品的美稱，行祭時，主祭的祝就在祭辭中使用這些美稱，告神來受饗。用玄酒來祭，祝將剛宰殺的犧牲的血和毛薦告於室內，又將盛著整段帶骨鮮肉的俎幾，和盛著小段稍煮過的骨肉的禮器，先後進薦於屍主前。地上鋪著蒲席，酒罇口蓋上粗麻冪布；主人、主婦穿上新染的綢製祭服，向屍主獻上醴酒，薦上烤肉；獻上醆酒，薦上烤肝。主人和主婦交錯獻酒薦食，使祖先的神靈愉悅，這就叫“合莫”（子孫和祖先神靈互相感通，合而為一）。然後撤下堂上的肉俎，與未進薦的牲體合起來煮熟。將煮熟的狗、豬、牛、羊的牲體（隻有天子祭祀用牛、羊、豬三牲，諸侯隻用牛，大夫隻用羊，士隻用豬或狗）從關節處砍成小段，按骨體貴賤分盛與肉俎；將米飯盛在簠（青銅或陶製的長方形盛器，器和蓋形製相同）和簋（青銅或陶製的圓形圈足盛器），果脯盛在籩（竹編的圓形盛器）裏，肉醬盛在豆（木或陶、青銅製的圓形高腳盛器）裏，鉶裏盛上帶菜肉湯，供饗屍主和招待本族兄弟和賓客。祝告辭告白的是孝敬之心，致福辭告白的是慈愛之情（用豐富的飲食通過屍來孝養父祖的神靈，父祖的神靈通過屍來致福子孫），這就叫做大吉祥。祭禮到此就圓滿完成了。（以上白話譯文參考了王文錦的《禮記譯解》）

    這段話是孔子因學生言偃的要求，詳細介紹古代禮儀時說的。

    言偃 (前506--前443 )，比孔子小四十六歲，字子遊，春秋時常熟人。孔門七十二賢弟子中唯一南方弟子。擅文學，曾任魯國武城宰，闡揚孔子學說，用禮樂教育士民，境內到處有弦歌之聲，為孔子所稱讚。孔子曾雲：“吾門有偃，吾道其南。”我門下有了言偃，我的學說才得以在南方傳播，故言偃被譽為“南方夫子”。後人配祀孔廟，稱“十哲人第九人”。今天的常熟虞山鎮言子巷有言子故宅，虞山東嶺有言子墓，學前街有言子專祠，州塘畔有言子故裏亭。

    《禮記·禮運》篇記載，孔子以貴賓的身份參加了魯國年終聚合百神的蠟祭。祭畢出來，他在魯宮的大門樓上遊覽，喟然長歎。跟隨在旁邊的言偃，就問，老師，您為什麽歎氣？孔子說，上古大道通行於天下的大同社會，與夏商周三代英才治世的小康社會，我都沒能趕上，但書上還是有記載。於是，孔子對言偃說了什麽是大同社會，什麽是小康社會。說明雖然小康社會對大同社會而言是退步，但還是講禮義、明法度，如今世道禮崩樂壞，第一步還是要回到小康社會。而要回到小康社會，當務之急是複禮。於是，言偃請孔子詳細說說古代禮義，孔子一上來就說了這段話。

    從孔子這段話可以知道，說“夫禮之初，始諸飲食”，是因為食禮是祭祀的主要內容，或者說，祭祀活動的主要部分就是食禮。祭祀活動的食禮包括兩項內容，先是向祖先神靈獻食，然後是參加祭祀活動的人，包括裝扮祖先神靈的屍，獻祭的主人，參加祭祀的賓客共同進食。就是說，在祭祀以後要舉行宴會。中國古代，把主食為飯的宴會稱之為“食”，把酒為主食的宴會稱之為“燕”（宴），把主食兼為酒飯稱之為“饗”。祭告亡靈的文辭，最後往往說“伏惟尚饗”，就是說獻祭的有酒有飯，是饗。

    這種獻祭儀式，我們可以從魯迅《祝福》中看到。但就是解放以後，直到文革前，上海有些普通市民的家庭裏，譬如我家，還是在照常進行，所以我還是親身經曆過的。這種祭祀，我家裏叫“做羹飯”，是隻有飯沒有酒的，應該是“食”。記憶中與《祝福》裏寫的年終祭祀已不同，過年並不祭，大概是清明祭，但阿爺母親生日的羹飯是一定有的。阿爺就是跟他的母親信佛，吃上白衣素（一種在特定的日子吃素的齋戒方式）的，所以母親的生日，可能還有忌日，都是要做羹飯的。他的父親的生日、忌日是否做羹飯，記不清了，總之一年要做幾次羹飯。做羹飯是件重要的事情，因為有好吃的飯菜。即使在三年自然災害，食品供應非常緊張的歲月裏，羹飯總是很豐盛的，當然這豐盛和我們今天的日常用餐水平不能比。當時，有肉有魚，有葷有素，擺滿一桌子，那是相當讓人饞涎欲滴的，所以羹飯祭的對象很模糊，做羹飯這種儀式卻記憶猶新。

    因為是在解放後，反對封建迷信的大背景下，所以我記得的家裏做羹飯儀式很簡單。一桌子的菜擺好了，桌子北邊朝南並排放兩張靠背椅，前麵擺兩碗米飯，放兩雙筷子。圍桌子原來擺著的椅子、凳子，還是照樣放著，但一等米飯擺好，香點起來，那些椅子、凳子就不能去碰了。點香以後，從阿爺開始，就依次禮拜磕頭，然後就耐心等待香燃完，可以上桌吃飯。並沒有念念有詞的祝禱等，但豐盛的飯菜已足夠了。

    這樣簡單的禮義，卻是阿爺、阿娘的價值所係。每每做完羹飯，阿爺就要感歎，我們死了以後，誰做羹飯給我們吃。在他們的觀念裏，生兒育女，傳宗接代，最主要的是死後有人給他們上墳，做羹飯給他們吃。寫到這裏，我不禁悲從中來，淚眼閃爍。但他們的願望盡管沒有能實現，他們活著的時候還是有希望的。我們今天的物質生活要比他們好得多，但我們的價值迷茫或絕望，則可能要遠甚於他們。而他們價值所係的食禮，還得感謝孔子當年的大力倡導。

    當然，如果禮不是深深植根於民族性之中，深深植根於中華民族的文化傳統之中，不要說孔子隻是一個失位的貴族，一個無權無勢的民間教師，就是貴為一方諸侯、權臣，乃至天子，他也無法創立傳之千秋的禮俗。孔子的偉大，就在他發現了禮的民族性基礎，看到了禮這種文化形式對民族凝聚、繁衍、發展的巨大功效，從理論與實踐兩方麵竭盡全力地推行。而中華民族曆經數千年文化命脈不斷，成為當今世界上唯一留存的古民族，也為整個人類的延續、發展提供了無可替代的寶貴經驗。

    孔子的這段話中，包含著非常豐富的信息與非常深刻的哲理，我們至少可以從中讀到：

    中華民族很早就進入農耕社會，因此形成了與遊牧民族有很大不同的民族性。農耕民族世世代代在同一塊土地上繁衍生息，故而家庭、家族的觀念很強，喜歡安定而不喜歡流動，以離鄉背井、流離失所為苦。在此基礎上形成的文化，是重傳統的文化，重傳統的文化，就是以家庭、家族的繁衍昌盛為價值的基點。

    我們所說的價值，是社會價值，也就是一個社會人的價值。一個自然人無所謂“價值”，一個自然人的行為，隻有引來作為某種社會行為的範式，或被納入某種社會行為的範式，才有價值。如伯夷、叔齊恥食周粟（不接受周王室的俸祿），逃到首陽山中，結果餓死；這種行為，隻有後來被引來作為因堅持原則而不惜犧牲生命的範例，才產生了價值。換言之，當初伯夷、叔齊不是為了追求這價值而選擇這麽做的，不是要以他們的生命為代價，來抗議周武王伐紂。他們隻是對周武王的失望，認為這樣的君主不可合作，才棄周武王而去，就像他們當初聽說西昌伯（後來追封的周文王）有德，就跑去投奔。但後人以他們為榜樣，選擇不惜用生命為代價來抗議不義勢力，或堅持某種原則，這就有明確的價值追求了；或者後人認為某人的行為像伯夷、叔齊，某人的行為就有了價值定位了。伯夷、叔齊成了“義士”“隱士”這種價值的符號、標誌。像不食“嗟來之食”，就更能說明問題了。那個受施者，他就是受不了別人施舍時那種不禮貌的態度，才拒絕施舍，寧可餓死。他為什麽對施舍者的不禮貌言行這麽敏感，完全可能有其個人原因，本來也無可無不可，也無所謂價值。但被引用作為尊嚴高於生命的典型例子，這種行為成為某種文化符號，它就是價值的標誌了。《呂氏春秋》中討論這個例子，有說，既然施舍者已經表示道歉，而受施者還是不肯吃，這就不免要麵子有些過頭了。其實，行為主體堅持的是什麽原則，已經不重要了，就像伯夷、叔齊堅持反對周武王伐紂的原則是否正確，已經不重要了，因為這行為本身已經被抽象為一種文化符號、一種價值標誌了。從以上例子可以看出，價值就是被承認。一個自然人的某種行為，譬如手藝好、字寫得好、歌唱得好、舞跳得好，隻有得到其他自然人的認同、推崇，才具有價值。行為本身並不具有價值，隻具有可能被承認的某些因素。這些因素被承認了就構成價值的要素，但也可能不被承認。被承認還要看被多少人承認，被承認多少時間，被什麽人承認，主要看是否被擁有話語權的人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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