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親者嚴，一大難 ——“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章句甄讀(2/5)
周朝除了封建等級製度，在政治體製上還有一個重要的變化，就是實行了君位繼承的宗法製。
宗法製是對世襲製的改進。它確立了傳位的三項基本原則：傳子不傳弟，傳嫡不傳庶，傳長不傳幼。就是君主死了，有兒子的話，不管年紀多小，少不更事，君位還是傳給兒子，而不是傳給兄弟。隻有沒有兒子，才考慮傳位給兄弟。但往往是沒有兒子從旁門中過繼一個侄子做兒子，或者長子死了傳位給長子的長子（長孫），也不傳位給兄弟。但周朝以前，君主死後，兒子尚幼，兄弟接位，是常有的事。就是周朝實行宗法製以後，在周王室是基本按此原則傳位繼承的，各諸侯國卻還是經常有傳弟不傳子的事，其他如傳庶不傳嫡、傳幼不傳長，也是經常發生的。傳嫡不傳庶，就是有幾個兒子，有大老婆生的，有小老婆生的，傳給大老婆生的兒子。傳長不傳幼，就是在同等條件（都是大老婆生的，或都是小老婆生的）的幾個兒子中，傳位給年長的。
在推舉製與世襲製社會，選擇君位繼承人，首要標準是能力。而宗法製選擇君位繼承人，首要標準是血統親係的程序。能力是後天決定的，血統親係的程序是先天決定的，宗法製繼承似乎否定了候選繼承人的後天的努力。而對一國一家的事業來說，繼承人能力強，領導有方，當然是好事，生下來就在血統親係的程序上占優先地位的候選繼承人，未必就是能力最強的，所以，宗法製繼承，對家國事業似乎是有損的，宗法製似乎是從世襲製倒退。
周朝之所以選擇從世襲製的能力標準“倒退”到宗法製的程序標準，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因為從進入世襲製以來，從根本上已經否定了推舉製的繼承人的能力標準。世襲製就是建立在一家一姓的血統親係的程序基礎上的。所以，孔子說，推舉製及之前的社會是“大同”社會，大同社會的首要標誌是“天下為公”。“天下為公”的意思，就是全國（中國古代將國家稱為“天下”）的政權首領是公推的。從世襲製開始的社會，孔子稱之為“小康”社會，小康社會的首要標誌是“天下為家”，“天下為家”的意思，就是全國政權在一家一姓中傳承了。從大同社會到小康社會，孔子認為是退步。大同社會還出“聖人”，像黃帝、堯、舜，到小康社會，再好，像禹、湯、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也隻能是“君子”，稱不上“聖人”了。從孔子定的這些概念，也可見他的民本立場，他從根本上是反對世襲製的，當然也是反對宗法製和封建等級製度的。但他不是要推翻宗法製封建製，而是要以從推舉製中汲取來的民本理念，改造、改善當前的製度。從這樣的觀念出發，孔子非常欣賞周公的將世襲製改進為宗法製的作為。
能力本來是個“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見仁見智的概念。所以，候選繼承人誰都可以說自己能力強，適宜接班。而為了顯示自己的能力，加強自己的實力，形成自己的勢力，就在朝廷上拉幫結派，培植黨羽。從世襲製開始以來，為了繼位發生的動亂，就不斷地上演，而且越演越烈。這可以從“亂”這個字的演變過程就可以看出來。
“亂”，繁體字為“亂”，金文（刻在青銅器上的古老的漢字）寫作，上部“爪”，下部“又”，表示兩隻手；中間豎著相連的兩個圓圈，表示物品，當中一橫，表示分割；旁邊四個“口”，表示眾多的器具。這個字是會意字，用兩隻手來分割物品，放到眾多的器具裏，來表示分配。後來又加了個“乚”旁上去，表示跪坐著的人（古人都是跪坐，因此跪坐並不表示地位低下），意思還是一樣的。“亂”就表示分配權。分配權是古代領導人的最主要的權力，因此也是最高的權力。隨著社會組織的擴大，其他的權力（如指揮權、管理權、甚至決策權）可以下放，讓別人去做，分配權，一定牢牢掌握在最高領導人手中。因此，後來把覬覦、謀奪這分配權，叫做“稱亂”、“作亂”，後來就變成形容詞的“亂”，來指稱“動亂”了。老子、孔子時代，指稱“亂”，一般專指篡奪君位。亂邦、亂世，就是指君主的分配權旁落的邦國與時代。
在這樣的情況下，周公旦以身作則，改能力繼承為程序繼承，使世襲製進化為宗法製，的確解決了政治的大問題。周公姬旦，是周武王的兄弟。周武王取得對商紂戰爭的勝利，建立周朝後不久就去世了，周武王的兒子姬誦年紀很小，按照世襲製的原則，輔助周武王打下天下的大功臣、周武王的弟弟姬旦可以名正言順地登上王位。但他提出了宗法製的三項基本原則，讓姬誦登位，這就是周成王，而他隻當輔政大臣，主持朝政。在周公旦執政期間，還平定了他的兄弟管叔、蔡叔勾結商紂王的兒子武庚祿父發動的叛亂。本來，建立周朝後，周武王把商的王畿（商朝直接統治的地方）一分為三，由三弟管叔、五弟蔡叔和商紂的兒子武庚祿父分而治之，稱為“三監”，就是為了防止商族後裔叛亂，沒想到“三監”監守自盜，發動叛亂。三監叛亂，核心人物是管叔，他是周公旦的哥哥，叛亂的目的還是因為管叔想稱王。周公旦執政七、八年後，姬誦成年，他就還政給周成王。不久，他又畏避流言，流亡楚地。直到周成王發現自己幼年生重病時，周公旦對上天的祈禱文，祈求上天讓自己代侄子姬誦去死，這使周成王很感動，派人把周公旦接回來。周公旦就著手搞文化、製度建設，為三千年中華文明打下了深厚的基礎。由於周公旦的身體力行，所以，周王室（無論西周、東周）基本上沒有發生奪位政變或戰爭。周王室的繼位的穩定，對整個社會來說，無疑是一大福音。
改世襲製為宗法製，還有一個重要的條件，就是已經形成了君權和宰權的分離。用現代術語來比喻，就是所有權和管理權的分離，董事長和總經理的角色分離。隨著社會組織的擴大，調節社會組織內部關係的任務越來越重，人們對最高領導人的角色期望，從一個能力超強的指揮者，逐漸轉向一個公正的仲裁者和調解人。最高領導人的角色轉換，是宗法製程序繼承得以實行的基礎。
但即使實行了宗法製，也還是程序繼承與遺囑繼承相結合，而形式上以君主選擇繼承人（遺囑繼承）為最終的決定。何況在周朝一代，也隻是在周王位的傳承上基本實行了宗法製，諸侯國就難說了。於是，就凸現了儲君製度，儲君製是程序繼承和遺囑繼承的結合。本來要在君主臨終前才提出的繼位人問題，而今在君主年富力強的時候就確定了，安排好了。儲君（太子）製度，是程序繼承與能力選擇的折中，從正麵意義說，可以在較長時間裏對繼位人進行培養、考察；從負麵影響說，把奪位鬥爭的時間拉長了，也複雜化了，使君位繼承成為國家政治的一個首屈一指的重大問題，耗費了執政者的大量的心思與精力，也成為政治動亂的一個重要原因。
本章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提出的。
從先秦典籍文獻中看，君主的妻妾參政，就是為了自己生的兒子當繼位者。所以夥同兒子，與近臣相勾結，爭奪繼承權。這是當時政治家非常關心的問題。
《管子·小匡》講了這樣一則故事。管仲拜相三日後，齊桓公就對管仲說：“我有三樣大毛病，還能不能當好國君呢?”管仲回答說：“我沒聽說過，不知道。”齊桓公說：“很不幸，我非常喜歡打獵，夜裏也會出去打獵，打不到飛鳥就不回家。諸侯派來的使者找不到我，行政和司法長官也無法向我匯報工作，耽誤了外交內政的大事。”管仲說：“這嗜好雖然不好，但還不要緊。”齊桓公又說：“很不幸，我還特別愛喝酒，白天喝了夜裏還接著喝，耽誤了外交內政的大事。”管仲說：“雖然是不好，但還不要緊。”齊桓公再說：“我的行為有汙點，很不幸，我非常喜歡女色，因此，親屬中美麗的姑娘也有不嫁出去，占為己有的。”管仲說：“雖然是不好，但還不是最要緊的。”齊桓公聞言板下臉來，說：“如果這三樁行為都還可以，那麽，還有什麽不可以做的?”
《管子·小匡》篇接著說：“（管仲）對曰：‘人君唯優與不敏為不可。優則亡眾，不敏不及事。’”
照管仲的說法，對國君來說，有“優”與“不敏”這兩樣缺點，比“好田（獵）”、“好酒”、“好色”更危險得多。“不敏”是“不勤勉”的意思，故曰“不敏不及事”，就是“不勤勉辦不成事情”。那麽，“優”又是怎麽回事呢?
“優”，作“優遊”解時，正麵的意思是和樂優閑的意思，相當於今天說的“享樂”與“休閑”。古代貴族宴遊時常有人演劇、跳舞、玩雜耍等以供取樂，這類演員就稱之為“優”或“倡”或“俳”。先秦時君主與貴族有養優之風，這和古希臘貴族有養同性戀的孌童差不多。但中國的“優”作為君主的親信，在政治方麵是一股重要勢力，翻手為雲，覆手為雨，助長君主的不良意識，慫恿君主為所欲為，所以，管子將之視為政治上的最大一大禍患。孔子在本句中所指的“小人”，應該有一大部分是指的“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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