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1/3)

    蘇東坡的牢獄之災，在文學史上一向是作為文人遭嫉的典型來解讀的。木秀於林，風必摧之，自古皆然。三蘇自走出巴山蜀水以來，文名滿天下，而蘇軾又是三蘇中的翹楚，早早地就接替歐陽修成為文壇領袖，遭人嫉恨，原是應有之義。更何況蘇軾一肚皮不合時宜，一肚皮赤子之心，口無遮攔，看不慣就說，交結的人多，得罪的人也多。連一向穩重的理學大師程顥、程頤之輩都對蘇軾頗有微詞，嫌他“輕浮”。而且，文人相輕，並不隻是庸俗者的毛病，往往越是出色的人才，彼此就越容易暗生妒意，道德上稍有放縱，難免就會幹出些嫉賢妒能的事來。看過《夢溪筆談》的人，大多會認可作者沈括的才華與見識，但還在禦史老爺們彈劾蘇軾之前，他擔任兩浙察訪使期間，在杭州與時任杭州知州的蘇軾交往甚密，臨走前特意向蘇討要了幾首近作，說是作為紀念，回過頭來卻詳加“注釋”附在考察報告裏，交給了皇帝。雖說沒有即時興起大獄，但對後來蘇軾的遭難，也不能說沒有一點鋪墊作用。對此蘇軾自己也十分清楚，在謫居黃州時，愛妾朝雲為他生了個兒子，三朝洗，他給兒子作詩一首：人皆養子望聰明，我被聰明誤一生。唯願孩兒愚且魯，無災無害到公卿。

    不過，在我看來，雖然蘇軾的遭遇跟他的恃才傲物和別人對他的嫉妒不無關係，但事情並不如此簡單。蘇軾固然恃才，但遠沒有傲到世人皆曰可殺的地步。換言之，他離一個狂士還有相當距離。朝中大佬，嫉恨他的固然有，但欣賞其才華的也大有人在。烏台詩案案發，不僅舊黨人士連聲抗議，連偏向新黨的宰相吳充也勸神宗皇帝赦了蘇軾，甚至連王安石都表示不滿(王時已罷相，但新法依舊在推行)，上書營救，新黨的另一中堅人物章惇也出來為蘇軾說話。其實神宗皇帝自己，對蘇軾也是相當賞識的。在此案之前，盡管明知道蘇軾反對他所鍾愛或者說迷信的變法，但依然優待這位才子，讓蘇軾在江南溫柔鄉裏過了許多年倚紅偎綠、淺斟低唱的日子。實際上，導致烏台詩案的主要原因有兩個：一是屬於新黨的禦史中丞李定等人討厭蘇軾反對變法，骨子裏則有公報私仇的因素，因為蘇軾曾經攻擊過李定不為母親服喪，這在那個時代的確過於有殺傷性；二是蘇軾利用詩歌對變法的冷嘲熱諷，的確讓迷戀變法的神宗頭痛，或者說，影響了變法大局。

    一個跟烏鴉有關的文字獄（4）

    北宋冗官、冗兵和冗費的“三冗”問題，由來已久，惡性循環，早就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對於這一點，所謂的新舊黨人其實是有共識的。他們的分歧實際上在於怎麽改，而不是改還是不改。在現在看來，新黨人物王安石以下像呂惠卿、章惇等人，對於改革所引起的民生問題，心理承受能力要比舊黨的司馬光和蘇軾他們大得太多，在他們看來，這些都是實現國家強盛所必然要付出的代價。不幸的是，神宗恰是一個對著國家強盛有著執著追求的皇帝，他不甘繼續忍受朝廷對外戰爭中的恥辱，急於展示大國和強國的麵貌。王安石變法的快速增強國家能力的思路，實在很對他的心思，所以，他不惜代價也要推行下去。但是，北宋一朝，在製度上，君權最弱，為了防止軍人暴政而形成的優待士大夫、不以言罪人的政治傳統，使得皇帝推行變法的“乾綱獨斷”往往流於形式。為了打破這種局麵，神宗需要對傳統的政治文化有某種突破，這個時候，恰好禦史台盯上了蘇軾。監察部門從來都是皇帝製約和平衡行政體係的一個重要工具，在北宋，這個工具的作用尤其突出。如果說，個別禦史的意見還可以無視的話，那麽，禦史台的整體聲音，是皇帝必須要重視的。更何況，這個聲音恰好又是皇帝所需要的。所以，盡管整個皇室對蘇軾非常喜愛，皇帝本人也未必不看重蘇的才華，但為了大局的需要，蘇軾也隻好做犧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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