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9章(1/2)

    實際上，農民的土地問題是中國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所必須正視和解決的基本課題。也可以說，這屬於前資本主義國家全麵發展資本主義的一個前提，繞是繞不過去的。在這個問題上，農民的要求恰好與革命的需要在路線上一致。正如一位英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耕者有其田式的土地改革正好配合以傳統村落社區和家庭農場為基礎的鄉民社會經濟結構。它的采納是因為鄉民的意識形態和政治意識，這些意識雖很含糊，但足以指出這一條途徑。一旦武裝的鄉民要決定自己的意願，他們采取的變遷方向自然而然就是耕者有其田。”可以想象，如果革命黨人順應了農民的要求，那麽辛亥革命前後眾多熱衷於追求“新名詞。”的武裝的鄉民就會毫不猶豫地變成革命軍的中堅，而革命就會擁有一支真心實意的龐大的同盟軍。如果真是這樣的話，很可能革命的進程會更快，更順利，辛亥革命也就不會被後人譏為隻是“換掉招牌的革命”了。可惜，曆史不容假設，當時主持革命的革命黨人甚至在農民已經傳遞出意識上的跟隨與皈依的信息後，依然置農民於不顧，反而把他們的熱情窒息在冰水裏。二次革命後，有的革命黨人抱怨人民拋棄了他們。其實，恰恰是他們自己先行拋棄了中國人民的絕大多數--農民。農民對革命的失望，不僅僅是農民的悲哀，也預示著這場革命在實質上的失敗。在這裏引用一位外國學者的話來作為本節的結束語也許是合適的：“盡管在不發達國家中精英集團，甚至領導者個人名聲顯赫，--在一定程度上這是與普通老百姓鮮明對照的結果--但歸根結蒂，單憑這些精英和領袖的行動還不足以決定他們所參加的發展進程的形式並使這種發展獲得成功。當然，精英和領袖人物一定是出類拔萃的，但是這還不夠，他們還必須真正代表占人口大多數的社會階級的理想並為之不懈奮鬥，當前這些階級正為擺脫他們世世代代所受的貧窮困苦，逆來順受的生活而奮鬥。”

    革命黨人不準阿Q革命之舉，不久便使自己嚐到了苦果。

    新覺醒的前夜：消沉的看客

    辛亥革命以後的十年，是中國政壇上變化最頻繁而令人眼花暸亂的多事之秋。奮鬥多年的革命元勳和平地交出了政權，建設之夢尚未做圓就被饗以暗殺、驅逐乃至機槍大炮，在“手創民國”後居然不旋踵就喪失了立足之地。大清的袁宮保搖身一變，化為民國的大總統，椅子沒有坐熱，就想“高升一步”，結果隻過了八十三天不明不白的皇帝癮，就在眾叛親離中命喪黃泉。其後各地各派的赳赳武夫打成一團，先是文戰，四駢六驪，後為武戰，機槍大炮。一直拖著辮子的張大帥（勳）還乘間率辮師北上，從紫金城抬出廢帝溥儀，在北京城掛了幾天龍旗。沒有人領過太多的風騷，可有人出過太多的洋相。

    在所有的悲劇、喜劇、鬧劇中，農民都是不折不扣的看客，甚至連當看客的心思也沒有。他們發現自己被拖人近代最大的無序之中，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門，軍閥混戰，盜匪橫行，統治喪失了最後一點道德遮掩，“餓殍滿地，哀鴻遍野，整個國家日益陷入了水深火熱之中，於是社會轟然解體，農民妻離子散，背井離鄉，”流為乞，流為匪，流為兵，農村變成了“巨大的人類瓦礫堆”。整個農民階層處於風雨飄搖、日薄西山之境。在對辛亥革命與“新黨”的希望破滅之後，比以往更沉重的迷惘攫住了他們的心靈，麻木與六神無主仍然是這一時期農民精神狀態的主基調。然而在這背後，希望的潛流也在流淌。辛亥期間的農民起義，已經顯示了他們對新名詞的興趣，雖然遭到挫折，但農民追求新的意識依托的朦朧欲望並沒有消散。也可以說，到了這個時候，中國農民已經有了接受新思想的心理基礎和準備。近代化臨界期民眾心理的特征，即使在戰亂條件下，中國農民也仍然具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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