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8章(1/2)

    可惜，主持革命的同盟會中人，對農民的這種姿態卻視而不見，至多隻感覺到了其中不倫不類的可笑。他們所看見的隻是農民的抗租抗捐，所擔心的隻是農民的“亂來”。誠然，對於革命黨人來說，製止甚至鎮壓孫天生式的“發財”還是情有可原的。但是，掌握政權和槍杆子的他們，不僅無視農民的“文明”象征，而且同樣無視農民的所有要求和希望。他們毫不猶豫地與鄉紳階層聯手，鎮壓了所有他們能鎮壓的農民起事。克服南京之後，江浙革命黨人最忙的事不是北伐，而是鎮壓抗租的農民。獨立後的浙江軍政府剛剛宣布減免辛亥年的租稅，浙江都督蔣（尊簋）轉過身來就貼出告示，下令全省各地依舊完納錢糧，甚至連人人痛恨的厘金製度也原樣保留。真正革命派占主導的地區尚且如此，別處就不用說了。事實上，正如一位美國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同盟會在革命後，是“按照傳統的方式，作為軍隊和征稅者進入農村”的，這樣一來，“那些新貴們及其政策，就和他們的軍事和財政基地一樣，很難與既得利益者的舊秩序區別開來。”光複後的各級民政長官均以催租、征稅，“拿辦亂民”是要。在農民眼裏他們除了腦後沒有辮子，頭上沒有頂戴花翎，實際上與滿清官吏沒有什麽兩樣。時人有詩諷刺道：“新朝氣象百弊無，惟有租賦難蠲除。大府火急籌軍需，嘵嘵抗訴胡為乎？多言爾且罹罪辜，即不笞杖亦孿拘。小民畏法長歎呼，痛深不覺涕淚濡。”

    當然，新政權也需要財政維持，賦稅也不可能立即實行大改革，然而作為一個新政權的誕生，總得有點新氣象，對人民有某種表示，總不能在重大問題上都與舊政權並無二致。而且問題是革命政權的催租征稅，鎮壓農民實際上是一種象征，表示他們與地主士紳合流。這種合流在實際上又很快流為腐化，“革命軍起，革命黨消”，不少黨人“花天酒地，置軍務於高閣，”納妾，吸鴉片，泡戲子，“日學舊官僚之聲音笑貌，以自矜異。”出身“綠林大學”的紹興軍分政府都督王金發，掌權沒幾天就把布袍換了皮袍。各地革命政府租稅沒有少征，但均以自肥，概不上解。以致南京臨時政府日益陷於斷飲絕糧的窘困之中。所以，革命黨人在匆忙中急於表現出的“政府行為”，並沒有什麽實際的“革命”意義。相反，卻隻對革命有害。他們不準農民“革命”，不分青紅皂白地把農民的“都督”“軍政長”剿滅，卻同樣不分青紅皂白地拉士紳“鹹與維新”，實在是看錯了人。革命黨人懷著盡可能減少革命阻力的初衷去與傳統縉紳勢力和解時，無形中卻挖了自己的牆角，不僅把農民推到了自己的反麵，而且在革命中樹立和扶植了自己的反對力量，為後來袁世凱的軍閥統治墊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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