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1章

從前，我們往往把崇洋與恐洋心理說成是知識分子（尤其是歐化知識分子）的專有特性。其實，下層民眾的崇洋與恐洋心理才真正是根深蒂固，影響深遠的。雖然它屬於一種不太好的社會時尚，代表了近代化中負麵的社會潛流，卻很難用理性批判的方式加以消除，一有機會就會以各種形式（有時甚至以斷然排拒的方式）流露出來。有時，它可以成為中國追求工業化的心理墊鋪，有時卻又成為工業化的障礙。這種心理機製在形態上非常淺薄，僅僅表現為對文明成果的羨慕，但其根基卻異常之深，從某種意義上說，洋貨洋器的勝利，是建立在農民的雙重失落和中國傳統的雙重失敗的基礎上的。 庚子以後，農民的實用理性再一次起了作用，不過這一次是不好的作用。在大多數人仍然仇視洋人同時也暗自滋長恐洋心理的時候，一小部分當年的義和團轉身投靠了“洋教”。周作人在所講的鄉下人把“自由黨”叫成“柿油黨”的事也非空穴來風，在辛亥革命期間，揚州的不少居民就不知道什麽是革命黨，“以為革命黨就是大家合（揚州方言讀“合”如“革”，筆者注）一條命的黨。又傳說，革命黨人厲害，能把炸彈吞入腹中，遇到敵人時，將身一躍，人彈齊炸。”繁華地區的市民尚且如此，農民不問可知。采用“新名詞”最普遍的江蘇農村，一些起事的農民領袖，本身就是具有善講”稗官”，善講《水滸》、《七俠五義》本領的鄉間能人。這些農民的主要思想資源仍舊是小傳統的老生常談。但是，事情的微妙之處在於，農民對這些舶來的“新名詞”的不了解，並沒有妨礙他們追求“時髦”。而且這種“追求”完全是農民自發的，並非出自革命黨人或別的什麽“新人物”針對性的啟蒙或組織領導。這種情況至少說明了這樣幾個問題：首先，農民生吞活剝這些顯然他們並不了解的西方觀念這種行為的背後，說明農民在意識深處是認為這些觀念是有力量，有效用的。其次，農民是用這些“新名詞”作為一種旗幟和招牌，向革命黨人傳遞一種友善的信息。其三，不排除農民借“新名詞”為自己抗租抗捐之舉蒙上一層“合法的”、“革命的”保護色的動機。農民非常拙劣地模仿他們本不熟悉和不了解的東西，不論外人看起來有多麽的幼稚可笑，都表達了一種非常可貴的努力趨向，即向進步，文明靠攏的趨向。要知道，農民從來就不是時髦的追求者，長時間痛苦的經驗留給他們的蹭蹬磨難還記憶猶新，使他們對“洋氣”並不感興趣。能做出這樣的嚐試，實在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