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幕 誰在革命，怎樣革命(1/5)

    好些積極革命的人，其實原本不想革命，想革命的阿Q，偏又不許他革命。

    農民：不許革命

    無論是立憲黨人的改良，還是革命黨人的革命，對於動員社會底層，都沒有興趣。說他們害怕底層動員損害他們的階級利益也沒有大錯，但他們更擔心的其實是底層動員之後對社會秩序的衝擊。

    魯迅《阿Q正傳》裏講，聽聞革命到來，阿Q想要造反，用筷子盤起辮子，招搖過市。趙老爺和秀才們開始不明裏就，不知革命底細，因此對阿Q低聲下氣。後來假洋鬼子回來，他們發現革命並不是要革他們的命，於是神氣活現起來。阿Q想要參加，假洋鬼子不許。魯迅寫的是，但在江浙一帶，還真的就有農民想要革命（雖然他們跟阿Q一樣，不知道革命是怎麽回事），不惟鄉紳地主們不許，當地革命後的軍政府也不許。

    1911年11月間，即傳統的收租季節，江蘇無錫、常熟一帶，發生了若幹次的抗租騷動，最大的一次，是一個名叫“千人會”的農民組織搞起來的。跟阿Q一樣，這些農民聽說了革命，但並不太清楚革命是怎麽回事。阿Q要參加，參加幹什麽，他自己也不清楚，打破天，能想到的無非劫富濟貧，自己撈點油水。但革命要革掉皇帝，他們是知道的，但是皇帝沒了，對他們意味著什麽呢？往好處想，皇帝沒了，地方都換了新政府，沒有了皇帝，就意味著沒有了王法，因此租米也可以不交了。江浙一帶抗租這事能鬧得比較大，跟這種想法不無關係。但是，千人會不是阿Q，他們有組織，可以鬧出點大動靜。

    那時候各地的獨立，在縣這一級，無非是幾個鄉紳加幾個教員或者學生，再運動一下當地駐防的防營，然後趕跑了原來的知縣，就當家做主了。按說，農民也可以如法炮製。可是，想鬧事的農民，卻相當糊塗。他們拉起人馬，舞槍弄棒，但真正的意圖卻是要抗租。說是抗租吧，他們還搞組織，成立了“仁義農局”，首領無錫的孫二、孫三，還叫都督。除了都督之外，他們還有一個讀書人樊文濤做軍師。有了都督、軍師，還有人馬，按革命的道理，他們也可以算是革命，自立為王了。可是，無錫、常熟兩地的革命政府，都不同意。他們自己可以自立為政，但農民不行，為什麽不行？沒道理可講，不行就是不行。跟假洋鬼子可以掛上“銀桃子”革命，而阿Q就不行一個道理。

    其實，千人會這種組織，原本在革命前就在農村廣泛存在，就是一種農民之間的互助團體，一種互相借錢、周濟糧米的民間組織。就是一種古已有之“會”與“社”，千人會的規模隻是大了點而已。但是，由於革命的緣故，千人會的野心也大了一點，介入農民跟田主之間減租的談判，要價太高，談判談崩了，常熟地方王莊千人會跟當地的大族的義莊發生了衝突，其首領周天寶被常熟縣政府派人抓了起來，結果事情就鬧大了。無錫、常熟兩地的千人會成員成千上萬地湧進了王莊，打爛了義莊，抓了田主的親戚做人質。然後在王莊城隍廟裏設立都督府，打起“千人大會”，“仁義農局”的旗幟。四下貼滿了都督孫二、孫三和軍師樊文濤聯名的告示，儼然是成立一個農民的政府。隻是這個農民政府，沒有太大的出息，要求隻有一個免租，並沒想殺上縣城，弄把交椅坐坐。既曰免租，當然談好了，少交點也不是不可以。雖然農民鬧事用了武力，手裏無非是鋤頭、魚叉，並非來真格的暴動，而且一個人也沒殺。

    但是，上千的農民，拿了家夥，占了一個大村莊，還扯旗搞了一個都督府，即使沒有動武殺人，也犯了大忌。於是，無錫、常熟兩地的軍隊出動，槍炮齊發，前來圍剿。當然，隻有鋤頭魚叉的農民，隻能做鳥獸散，倒黴的，就做了槍下之鬼，跑得不快的，做了俘虜。原來已經抓進監獄的千人會首領周天寶被槍斃，孫二、孫三和樊文濤出逃，不知所蹤。一場農民自發的辛亥革命，就這樣悲劇地走進了阿Q式的大團圓結局。唯一的好處是，當地的租額，在事件過後，還真的有比較大幅度的減少。

    類似的農民革命，在南通絲魚港也發生過。當地的農民，在南通光複之後，也宣稱光複，組織政府，有總司令、軍政長、財政長等官銜，拉起一支有大刀長矛，土槍土炮裝備起來的隊伍。可是這個農民式的光複，目的也是抗租抗稅，自然難以為革命政府所容。不久，南通軍分政府就派兵來剿，經過一番戰鬥，絲魚港的農民政府被摧毀，領頭的阿Q第二掉了腦袋。

    革命黨人革命是革命，但不動員群眾，尤其不動員農民。孫中山在辛亥革命就任臨時大總統之初，就對外國人講，他們不需要群眾的主動精神。這樣的做法，一向屬於被譴責的“資產階級革命的不徹底性”。革命黨寧願策動會黨，利用黑社會，也不願意動員普通的農民。在當今的曆史學家看來，這完全是資產階級階級局限性導致的錯誤。從階級分析史觀來看，這種說法無疑是有道理的。但是，這種曆史觀的問題是，分析的前提，須把社會各色人等套上階級的歸屬，然而各色人等恰恰很難像中藥鋪子裏的藥材一樣一一裝進分門別類的盒子裏。革命黨的這些華僑、學生和會黨，很難說真的屬於新式企業家和商人階級。如果說生活習慣和觀念而言，所謂的中國資產階級，倒是跟立憲黨人更接近。但是有一點，革命黨的中堅，的確也屬於當時中國的精英，在盡量保持社會穩定這個目標而言，他們跟立憲黨人心有相通之處。所以，無論是立憲黨人的改良，還是革命黨人的革命，對於動員社會底層，都沒有興趣。說他們害怕底層動員損害他們的階級利益也沒有大錯，但他們更擔心的其實是底層動員之後對社會秩序的衝擊。中國傳統農民造反的破壞力驚人，太平天國殷鑒不遠，他們都清楚。所以，在幾乎所有革命地方，甚至包括革命後會黨勢力很大的地方，新政權都樂於跟當地的鄉紳合作，盡可能維持原有的秩序，保持社會的穩定。為了這種穩定，自然，鄉紳的利益就必須得到捍衛。不許農民革命，就是一種必然的選擇。

    學生：學堂不能碰

    學堂對於革命黨人的活動來說，還有一個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這裏活動，相當保險。傳統上，學堂是清正之地，跟聖人有關係，政府方麵的大兵，一般不敢輕易進來。

    辛亥革命期間，中國的學堂，扮演了一個相當特別的角色。由於學堂是新式教育，教的是新東西，教材要引進，教師也得用留學生，所以，就給了革命黨人以可乘之機。不僅聲光化電要洋學問，體操也得找留學生才能教。大批在日本速成學校混出來的人，不見得都是革命黨，但有“異端”思想的人，卻也不少。這些人也不見得懂西學，但既然在日本混過，一兩套新式體操，或者軍操，還是可以對付的。加上體育課是個新玩意，國內的人怎麽看著都新鮮，於是，很多學堂裏的體育老師，都是留學生，其中相當比例的人，有革命黨的嫌疑。再加上還有一些新人物，直接得到當地官僚或者鄉紳的信任，被委派為學堂的監督（校長）。於是，很多地方的學堂，就成了革命黨人集中的地方，機緣湊巧，甚至可能成了革命黨人的活動據點。

    在任何時代，學校都是思想比較活躍，異端容易發生的所在。辛亥革命前，中國新學堂的曆史雖然並不長，真正大規模辦學不過幾年時間，但學堂裏依然躁動著不安分的血液，是革命滋生的最好場所。而且，學堂對於革命黨人的活動來說，還有一個天然的便利，那就是，在這裏活動，相當保險。傳統上，學堂是清正之地，跟聖人有關係，政府方麵的大兵，一般不敢輕易進來。

    我在前麵一篇文章裏，講過一個辛亥前發生廣東紫金縣的故事。一個廣州來的學生，隻身來到人地兩生的紫金，因沒有辮子，遭到巡防營的追捕。他逃進當地學堂，被主管學堂的士紳沒有根據地就保護了起來，僅僅因為這個人是個學生。結果，不僅巡防營的士兵不能進學堂搜捕，還被士紳訛為進學堂搶劫，開列了失物清單要求賠償。最後，還是知縣出來請客調解，才算完事。

    當年，在山西運城，由於出產鹽，是個富裕的地方，省政府專有河東道派駐此地。凡是富裕的地方，新政都辦得不錯，因此，運城居然有個女子學堂。這個女子學堂，在辛亥年主持者是老革命黨人景梅九的夫人，因此也成了當地革命黨人的據點，革命黨人總在裏麵開會，學堂甚至藏有槍械。進進出出的閑雜人等一多，加上革命的人多半活動不知收斂，時間一長，難免不透出消息來，終於，當地的道台大人聽聞一些消息，派兵前來搜查了。大兵臨門，沒有硬闖，敲門讓校長出來，說他們聽說裏麵有革命黨，奉命前來搜查。偏巧這個時候，學堂裏麵真的就有不少革命黨，被堵了門，有人都準備抄家夥拚了。危機關頭，景夫人出來，麵不改色，對前來的士兵大聲嗬斥，斷然否認指控，連唬帶嚇，連聲罵士兵野蠻，摧殘教育，說是這樣要亡國的。還一口一聲說士兵的到來，敗壞了學堂的清譽。罵得這些士兵麵麵相覷，最後居然說，算了，我們回稟大人，說人家不讓搜。不讓搜，也就不搜了。

    不僅如此，在辛亥革命進行中，還發生過這樣的事情，廣東陽江縣的巡防營不肯屈服，跟起義的革命黨人打了起來，最後把革命黨堵在當地學堂。在交戰當口，由於發現學堂裏還有師生，雙方居然自動停戰，把學堂裏的學生和老師放出來，撤到安全地帶，然後再打。

    中國的新式學堂，不是清末新政的時候才有的。鴉片戰爭後不久，教禁開了，基督教的傳教士們，尤其是新教的教士，一站住腳，就開始辦學堂。新學堂在新政廢科舉之後，成為了科舉的替代，堂而皇之如雨後春筍一般地遍地開花。在人們眼裏，跟原來就有的官學，發生了嚴重的混淆。一時間，似乎小學生就是秀才，中學生就是舉人，大學生就是進士。但是，在實際上，新式的教育，跟舊時的科舉，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學堂裏學的，聖賢之書隻占一小部分，餘下的，都是西方的學問。因此，離經叛道的思想，不免要滲透進來。更要緊的是，新式的學堂，出口不像科舉時代的官學一樣，是科舉，學生的目的是進入仕途，即使進不去，也可以附在官方的體係中討生活。而學堂的學生眾多，出口是社會，但當時的社會，又沒有能力容納。學生的對官方體係的依附，在新式教育中，已經大體瓦解，容易離經叛道。可是，由於轉型不久，社會上對於學堂，卻依舊有著舊時官學的認識。認為那是清要之地，讀書人的所在。別說在社會上地位不高的大兵，就是官員，到了學堂，也得把身段放低。舊時的官學，就跟孔廟一樣，有牌坊，有下馬石，上麵寫著：文武官員到此下馬轎。新式的學堂門口雖然沒有這樣的下馬石，但人們心裏卻有。所以，要大兵們進學堂搜查，他們自己的心理就有障礙。

    社會對學堂的尊重，對於一個靠興學啟動現代化的國家來說，當然是好事。用今天的話來說，尊重知識，尊重教育，國家才能興盛。但是，轉型時期的新式教育，跟其他的新事物改革一樣，都有兩麵性，屬於雙刃劍。因為凡是新的事物，都含有不穩定的因素。如果國家政策出了大亂子，而且沒有糾錯機製，那麽，新事物內部蘊含的不穩定因素，就會冒出來，成為摧毀體係的炸彈。

    女人：戰爭不讓女性走開

    女人都出頭了，男人怎麽可以不爭先呢？再怎的，也不能不如個娘兒們！

    過去幾千年，戰爭都是男人的事，而女人，則是戰爭的目標之一，男人搶奪的對象。浪漫的，有為了美女海倫的特洛伊戰爭，不那麽浪漫的，則有千千萬萬個爭奪子女玉帛的纏鬥。崇尚和平，或者不得已崇尚和平的人們，則聰明地提議“和親”，在人家沒打上門來之前，先把女人獻上。生物學家對此看得很淡，嘴一撇說，人類的戰爭跟動物一樣，無非是爭奪交配權。細想想，還真不好反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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