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家張惠言常派掌門人，君子溫如玉(1/5)

    詞家張惠言常派掌門人，君子溫如玉          張惠言小傳

    張惠言（1761—1802），初名一鳴，字皋文，武進（今江蘇常州）人。年十四，為童子師。《清史稿》載：“惠言少為詞賦，擬司馬相如、揚雄之文。及壯，又學韓愈、歐陽修……生平精思絕人，嚐從歙金榜問故，其學要歸六經，而尤深易、禮 ……”惲敬《 張皋文墓誌銘》錄其自敘“文章末也，為人非表裏純白，豈足為第一流哉？”嘉慶四年（1799）進士，改庶吉士，授翰林院編修。嘉慶七年（1802）病歿。早歲治經學，後致力於古文，為“陽湖派”盟主。工篆書，所編《詞選》及實踐創作為“常州詞派”奠定開山之基。著有《茗柯文集》。徐柯《清代詞學概論》稱：“詩餘一道，清初以來之浙派，至乾、嘉而漸敝，張氏起而改革之，振北宋名家之緒，闡意內言外之旨，而常州派始著於時。所輯《詞選》，皆屬倚聲正鵠。其自著詞，亦沈著醇厚。”          春思天涯，芳意誰家

    《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其一）

    東風無一事，妝出萬重花。閑來閱遍花影，唯有月鉤斜。我有江南鐵笛，要倚一枝香雪，吹徹玉城霞。清影渺難即，飛絮滿天涯。

    飄然去，吾與汝，泛雲槎。東皇一笑相語：芳意落誰家？難道春花開落，更是春風來去，便了卻韶華？花外春來路，芳草不曾遮。

    《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其二）

    百年複幾許，慷慨一何多！子當為我擊築，我為子高歌。招手海邊鷗鳥，看我胸中雲夢，蒂芥近如何？楚越等閑耳，肝膽有風波。

    生平事，天付與，且婆娑。幾人塵外相視，一笑醉顏酡。看到浮雲過了，又恐堂堂歲月，一擲去如梭。勸子且秉燭，為駐好春過。

    《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其三）

    疏簾卷春曉，蝴蝶忽飛來。遊絲飛絮無緒，亂點碧雲釵。腸斷江南春思，粘著天涯殘夢，剩有首重回。銀蒜且深押，疏影任徘徊。

    羅帷卷，明月入，似人開。一尊屬月起舞，流影入誰懷？迎得一鉤月到，送得三更月去，鶯燕不相猜。但莫憑闌久，重露濕蒼苔。

    《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其四）

    今日非昨日，明日複何如？朅來真悔何事，不讀十年書。為問東風吹老，幾度楓江蘭徑，千裏轉平蕪。寂寞斜陽外，渺渺正愁予。

    千古意，君知否？隻斯須。名山料理身後，也算古人愚。一夜庭前綠遍，三月雨中紅透，天地入吾廬。容易眾芳歇，莫聽子規呼。

    《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其五）

    長镵白木柄， 破一庭寒。三枝兩枝生綠，位置小窗前。要使花顏四麵，和著草心千朵，向我十分妍。何必蘭與菊，生意總欣然。

    曉來風，夜來雨，晚來煙。是他釀就春色，又斷送流年。便欲誅茅江上，隻恐空林衰草，憔悴不堪憐。歌罷且更酌，與子繞花間。

    張惠言是常州人。他與本書即將寫到的另外兩位詞人洪亮吉與黃景仁可用一句朗朗上口的唐詩來互為致意，“停船暫借問，或恐是同鄉。怎麽這麽巧，兄台也是常州人、詞章客？”跟洪亮吉、黃景仁不同的是，張惠言不僅是常州詞人，更以《詞選》一書及其自身的創作實踐開啟了清詞史上的一大門派——常州詞派（明、清兩代皆設常州府，自清代雍正四年起，常州府下轄武進、無錫、江陰、宜興、靖江、陽湖、金匱、荊溪八縣）。有關這一門派的實力與影響，龍榆生先生曾在《論常州詞派》一文中有如是評議：“適張氏《詞選》刊行之後，戶誦家弦，由常而歙，由江南而北被燕都，更由京朝士大夫之聞風景從，南傳嶺表，波靡兩浙，前後百數十年間，海內倚聲家，莫不沾溉餘馥，以飛聲於當世，其不為常州所籠罩者蓋鮮矣。”

    倚天一出，誰與爭鋒？自此，常州派成為繼陽羨派、浙西派以來，在清詞領域傲然屹立的第三大詞派。作為常州詞派的開山采銅人，張惠言並未將詞作為一生的致力目標。當時，他是個以研究《易經》而得享盛名的學者，另外，他的古文也頗具聲勢，張惠言有著“陽湖派”（清代的一支古文創作流派）盟主之稱。可是，最終令他紅透了大江南北，產生如龍榆生所言“戶誦家弦”之轟動效應的，既不是他以畢生精力苦苦研磨的《易經》，也不是他在古文上的深厚造詣，而是士大夫階層的閑情偶寄——曆代以來皆被視為旁門小道的詞。

    讓我們從嘉慶二年（1797）說起。那一年，三十六歲的張惠言與其弟張琦在安徽歙縣樸學大師金榜的家中任教。所謂樸學，即考據之學。生長在考據之家的學生們都很年輕，從事考據，則意味著他們每天的生活是與古籍的整理、校勘、研究、論證緊密聯係在一起的，這樣的生活儒雅卻未免沉悶。但在心靈方麵，他們情迷於詞。詞可以令人為之啼，為之笑，為之歌，為之狂，為之悲，為之喜，為之思，為之怨，為之愁，為之傷……這是考據無法給予的生命的感悟。然而，什麽樣的詞才是值得年輕人學而時習之的真經呢？詞可以令人振奮，亦可以令人頹靡；詞可以令人有所成就，亦可以令人意氣消磨。經過苦心孤詣的比對與挑選，張惠言與弟弟張琦合作完成了《詞選》（又名《宛鄰詞選》）一書的編纂。可以說，這部《詞選》最初不過是私塾學校的一部教案。當張惠言去世後，隨著他的詞集《茗柯文集》與這部教案同時流傳，所到之處，反響熱烈，常州詞派也就應運而生了。張惠言，這個出身於累世寒儒之家的苦孩子，這個癡篤於《易經》的書呆子，這個將近四十歲才通過了進士“大考”的中年人，一生與風流無關，與浪漫無涉，卻被追贈“常州派詞宗”的美號。張惠言之所獲，是否僥幸，又是否偶然？

    “成功是為有實力的人準備的。”在成功之前，張惠言已默不作聲地準備了若幹個年頭。現在，該到開花結果的時候了。在《詞選》的序言中，張惠言亮出了高屋建瓴的法眼：“詞者，蓋出於唐之詩人，采《樂府》之音以製新律，因係其詞，故曰‘詞’。《傳》曰：‘意內而言外謂之詞。’其緣情造端，興於微言，以相感動，極命風謠裏巷男女哀樂，以道賢人君子幽約怨悱不能自言之情，低徊要眇以喻其致。蓋《詩》之比、興、變風之義，騷人之歌則近之矣。然以其文小，其聲哀，放者為之，或跌宕靡麗，雜以昌狂俳優，然要其至者，莫不惻隱盱愉，感物而發，觸類條鬯，各有所歸，非苟為雕琢曼辭而已。”

    這段文字既有傳承，亦有創新。它傳承了自明末清初以來“推尊詞體”的思想，又從詩詞同源的角度，抬高了詞的地位。張惠言認為，詞是唐代詩人采《樂府》之音創製的一種新的體裁，與詩歌猶如同胞兄弟，二者理當分庭抗禮。但正如同胞兄弟有不同的性格，相比於詩的明爽外傾，詞的特點是曲折內斂，深得含蓄之美。那第一等的詞，必以深微的語言來感召世人，將民間的兒女之情描摹到淋漓盡致，從而折射出賢人君子幽邃隱約、哀怨鬱結的情思，流連反複、精微婉妙，這種手法，正如《詩經》中的比與興，並與“變風”（變風特指《詩經·國風》中西周王朝衰落時期的作品）之旨極相吻合，更與《離騷》之歌極為神似。可是，為什麽許多人都有重詩輕詞的成見呢？這是因為，詞的體裁較為短小，詞的音色較為淒哀，漫不經心者據此將詞製作為浮蕩豔麗、歌以消愁的“低值易耗品”。然而，真正懂詞之人卻會將真摯的同情蘊藏於哀樂之中，這樣創作出來的，才是燭照靈魂的詞，而不僅僅停留在調朱弄粉的表象。

    張惠言的《詞選》僅選了唐、五代以及兩宋四十四家詞人的一百一十六首代表作。其眼光之高、擇取之精，用陳廷焯的話來說，是“古今選本，以此為最”。而在四十四家詞人中，張惠言選詞最多的是唐代的溫庭筠，總計選詞十八首，就當今的讀者看來，這似乎殊不可解，而在張惠言之前，也鮮有讀者將溫庭筠認同為詞壇祭酒。那麽，張惠言何以對溫氏推崇備至呢？張惠言所看重的，正在於溫庭筠詞中的比興手法。張惠言稱讚其手法之高，比之《離騷》中的美人香草亦毫不遜色。簡單說來，張惠言是要借重溫庭筠來推銷他的“比興寄托”理念。他的推銷成效如何呢？成效是顯著的，比興寄托，從此成為常州詞派的一麵旗幟，分走了清詞“市場”上一塊很大的蛋糕。常州詞派的產生，對於改變晚清詞壇淫詞、鄙詞及遊詞當道的現象，對於重塑詞的尊嚴，激發詞的活力，都有著不可小視的意義。

    張惠言不僅能在《詞選·序》裏娓娓說理，更是一位“知行合一”的實踐者。《茗柯文集》薈萃了張惠言的實踐成果。雖然，《茗柯文集》隻有詞四十六首，可正像張惠言精於選詞一樣，張惠言也精於填詞，四十六首在數量上雖略顯單薄，若用“精品”一詞衡之，則蘭萱滿堂矣。張惠言的詞，爾雅醞藉、纖穠合度、比興生動，是當之無愧的大雅之聲，而我們即將談到的這組《水調歌頭·春日賦示楊生子掞》，更是這種大雅之聲的精華所在。常州詞派的後起之秀譚獻對之心儀不已，盛讚張惠言其人、其詞道：“胸襟學問，醞釀噴薄而出，賦手文心，開倚聲家未有之境。”“胸襟學問，醞釀噴薄而出”，我們知道，跟詩以言誌不同，詞在傳統上是言情之作，而張惠言卻能在他的言情之作中揮灑胸襟學問，這是其他詞人所未曾想過，也未曾做過的；“賦手文心，開倚聲家未有之境”，談胸襟、論學問固是高格，但往往流於空泛或囿於古板，而張惠言卻以他的婉麗之筆、淵慧之智開創了詞中前所未有的新境界，譚獻的評價令人心馳神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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