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章 二十二、聽範仲淹談消費道德問題(1/5)
二十二、聽範仲淹談消費道德問題
住文化，傳真是從中國的古代園林建築整體移到外國說起的。他認為，可以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向國外輸出我國優秀的建築文化。
不僅在建築設計上體現我們坡頂飛簷的風格，在園林設計上體現我們曲徑通幽的理念，而且，在室內裝潢、家具製作方麵，可以充分展示我們畫棟雕梁，刻龍鏤鳳的鬼斧神工，讓我們的木雕、磚雕、瓦雕、漆雕與鑲嵌等工藝，在新世紀的豪華建築中大放異彩。
傳真說：“我看到過一篇介紹比爾·蓋茨價值連城的豪宅的文章，印象無非像科幻電影裏拍的，由各種最先進的電子產品構建起來的光怪陸離的幻景。按照東方的審美觀念，‘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人長期生活在這樣的居室環境中，對身體健康是無利有害的。就從保值角度來說，成批生產的電子產品，升級換代非常快，幾十年過去，價值可能就所剩無幾。而中國古老民居中，雕刻了花卉鳥獸、戲劇人物的門楣、礎石、窗扇，流傳到今天則成了文物。無論是實用性還是投資的保值性，都是傳統的住文化理念要優於現代理念，這就隱含著一個古典主義回歸的趨向。中國可以在倡導這種回歸方麵領先一步，有所作為。”
這時，沉默了好久的孫董，緩緩地舉起了手。這個要求發言動作，既像是表示恭敬，又像是含著嘲諷。傳真做了個請的手勢，孫董慢條斯理地說：“我聽大師談了衣、食、住三種文化經濟，得出一個印象，不知道是否正確，好像大師的注意力集中在供少數人享用的高級消費品上，按照過去的說法，就是奢侈品。當然，唐裝不能算是奢侈品，但後來大師設想的，要把中國古代做龍袍的工藝用上去的唐裝，那絕對是價值連城的奢侈品。奢侈品當然是賺錢多的，報紙上有過這方麵的報道，一桌酒席幾十萬元，一兩茶葉幾萬元，六個小籠包子八十八元，一斤椒鹽花生賣二百二十元，甚至一顆荔枝拍到了五十五萬元，還有全部用黃金裝飾起來的衛生間，價值據說上億元；但是，能夠這樣揮金如土消費的，畢竟是極少數。大師把文化經濟的發展方向定位在這上麵，我們不說這為極少數人服務的理念政治上是不是對頭，是不是符合‘代表中國最廣大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的精神；就是從生意經上說，鑽到奢侈品這個牛角尖裏去，路子很窄，富人口袋裏的錢也不是那麽好掏的，奢侈品做出來，賣不出去，等於廢物一堆，削價處理，跳樓價也沒人要。所以，我對大師的全新理念、戰略思想總是心存疑惑。希望大師能解開我心中的疑團。”
看來孫董真是憋足了勁，攥緊了拳手，打出這一記重拳，要將大師擊倒在地。但又不能說他是上綱上線，存心找茬。他說的憂慮，我在聽傳真講課時也隱隱感到了，一經他概括，我覺得確實是個問題。是不是傳真有些矯枉過正，為了強調文化能帶來高附加值，因而把過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了高檔消費品上。雖然生存消費已不是消費的主導方向(這也是按傳真的說法)，但人們日常生活需要的消費品應該還是占消費品的大頭，正因為這樣，經營連鎖超市的沃爾瑪與連鎖快餐的麥當勞才能在福布斯的世界富豪排行榜上名列前茅。不知這一次傳真如何來化幹戈為玉帛。
“很好，很好，”傳真笑得很燦爛，“孫董的問題提得太好了，太有水平了。”聽得出，他的話是由衷而發，一點不帶嘲諷味。我記得，上午，他也稱讚過孫董的問題提得好。他的這種反應，似乎還不僅是雅量，從中，我感到一股溫情，一片春意，一種在我們這一代人與人關係中很少有的真率與純樸。
傳真繼續說：“孫董上午的問題，牽涉到對審美經濟的效益評價標準問題；現在的問題，又點到了審美經濟的道德評價問題。前一個問題，從哲學上說，是工具理性問題；現在的問題，是價值理性問題。我本人其實對這樣的問題，比具體操作問題更感興趣。而且我認為，我來講課，主要的功用是轉變觀念，觀念轉變了，舊瓶就可以裝新酒。至於具體操作，我肯定不如各位。有些奇思怪想，最多是拋磚引玉。但我又怕對這些純理論的問題談得太多，引起聽眾的厭煩。孫董的問題表明我的擔心是多餘的；而且，一下子把觀念轉變談得不透徹，可能會造成一些什麽思想上的疙瘩抓了出來。這使我的認識也在正反兩方麵的作用下更深入一步。
“下麵我就談談我對審美經濟、觀念消費的道德評價問題的思考。
“我先講兩個故事，這是我從古代筆記野史中看來的。
“一個故事，是說範仲俺晚年在杭州當太守時的事。範仲俺是北宋的大政治家，曾推行慶曆新政，但受到攻擊，被迫罷相，屢遭貶謫。他到杭州當太守，正是政治上的韜晦時期。然而他心胸寬大，‘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文章裏這麽寫，實際也這麽做，所以並不消極處世，一樣敢做敢為。他到任不久，杭州就遇上大饑荒。範仲俺除了做開倉賑米、募民輸餉等一些例行的救災公事外，還特別依據當地人喜歡搞賽船、廟會的特點，提倡舉辦這樣的大型遊樂活動。他自己每天到西湖上參加宴飲，引得全城居民空巷出遊。各個寺廟都大興土木，他又建造新的糧倉吏舍，每天要用上千人。有監察禦史向皇帝上本，彈劾他在荒年‘嬉遊不節，公私興造，傷耗民力’。範仲俺上本自辯，說之所以這樣做，就是為了將富人的餘財拿來分給窮人，有數萬人可以從公家與民間的工程活動中得到就業機會，這是荒年濟貧的一項最好的行政措施。結果，正如範仲俺所預言的，在遭災的周圍府縣中，隻有杭州人民沒有流離失所，政局安定。
“另一個故事，是說的比範仲俺晚，在北宋神宗朝參政拜相的王存。有人向他報告，說莆陽的一個寺廟，在荒年興建大塔，工費巨萬，希望他能讓州郡下令禁止。王存笑著回答：‘寺裏的和尚自己能夠造塔嗎?還不是要雇傭當地人。從富裕的人家募集錢財來分給挨餓的災民，使他們借這項工程得到一口飯吃，結果還贏得了一座塔。在這荒年，我還怕和尚不造塔呢。’
“這兩個故事，我當初看到時，受到很大的震動，糾正了我腦子裏以前形成的一些對曆史的偏見。我以前總覺得中國古代的文人是不太懂經濟的。他們對經濟問題發表的看法，無非是反對土地兼並、橫征暴斂，或者是發出一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的正義然而又很無力的呼喚。從範仲俺與王存的故事中，我看到了一種通曉經濟規律的大智慧。但是，我查正史，這樣的事跡，在他們的傳裏都沒有記載。而他們這樣去做，或者遭到彈劾，或者駁回代表正宗觀念的反對意見，都是冒著很大的政治風險的，與傳統的經濟觀念都是針鋒相對的，這就不僅需要智慧，還需要極大的勇氣， 智慧與勇氣都來自對客觀經濟規律的真切的認識。我在前麵已經說過，人們一般不能把握現實世界，隻能把握一個由符號構成的觀念世界。所以，一個把握了現實世界的客觀真理的人，很可能在觀念世界裏被人們視為異端，遭到群起而攻之。從這個角度來說，範仲俺與王存，特別是範仲俺，還是不幸中的大幸。完全存在另一種可能性，皇帝接到禦史的彈劾本章，龍顏大怒，容不得老範辯解，就把他的紗帽給摘了。接任的杭州太守，第一件事當然是全部與範仲俺對著幹，遊西湖活動受到明令禁止，甚至民間一切喜慶娛樂活動都要事先申報，限製規模。大災荒年，許多人家鍋也揭不開，你樂什麽?你要娛樂，好，加倍罰收娛樂稅。中國古代，往往荒年下禁屠宰令，屠夫失業，養豬戶更倒楣。所有開工興修的寺塔、糧倉和吏舍，一律停工，民工的工錢自然由鋪開這副爛攤子的前任太守負責，打個白條給你還算是客氣的。一係列糾錯矯正措施的結果，就是使範仲俺的救災之策得不到一點好結果，而且可能因為天災加人禍，使杭州的經濟情況比周圍受災的府、縣更糟，這樣，就證明了皇帝的英明，禦史的敏銳與原則堅定，以及範仲俺在荒年依然荒淫無度、奢 侈靡費的罪孽深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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