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旅遊文學文化論（3）(1/5)
現當代旅遊文學文化論（3）
4、僧人和香客給人的世俗內外之感
在旅遊文學作品中，僧人的形象常常帶有一種神秘感，德高望重的高僧或者禪師往往也是造詣很深的文學家、藝術家。特別是在古代，像東晉高僧支遁，才藻精絕，詩文妙美，與當時擅寫玄言詩的文學家如孫綽、許洵、殷浩、王羲之等人交遊甚密，對這些詩人也有很大影響；晉代的謝靈運曾參與譯經，所作的詩將山水與佛法義理結合，被尊為山水詩的始祖；唐代以後，禪風日盛，許多飽學之士對佛教產生了濃厚興趣，著名的詩人如王維、杜甫、白居易、蘇東坡等，因常與禪師往來論道，在潛移默化之下，吟作之詩富含禪趣。現當代的文學大家中，具有佛教情結者也很多。原因不難理解，在中華文化浩如煙海的精神世界中，儒、釋、道都是構成文化品格及特征的重要因素，這些養料如空氣一樣無時無刻不滲透在人們的思想、情感和行為當中，因此，文學作家對佛教以及與佛教有關的人和事的藝術表達，便是十分自然 的事情。這種感情除了表現在對佛教殿堂的讚歎之外，還表現在對高僧以及普通信教者的敬仰或者關注上。
李叔同是我國民初的一代名士高僧，法號弘一法師，他繪畫、書法、音樂、詩詞樣樣精通，頗受當時文人名士的敬重和愛戴。1927年，葉聖陶經豐子愷的介紹到上海功德林與弘一大師見麵，當時的情景，葉聖陶在《兩法師》一文中描述得十分傳神，在到功德林去會見弘一法師的路上，作者懷著似乎從來不曾有過的潔淨的心情，也可以說帶著渴望：
“走上功德林的扶梯，被侍者引進房間時，近十位先到的恬靜地起立相迎，靠窗的左角，正是光線最亮的地方，站著那位弘一法師，帶笑的容顏，細小的眼眸子放出晶瑩的光。丏尊先生給我介紹之後，叫我坐在弘一法師的側邊。弘一法師坐下來之後，就悠然數著手裏的念珠。我想一顆念珠一聲‘阿彌陀佛’吧。本來沒有什麽話要向他談，見這樣更沉入近乎催眠狀態的凝思，言語是全不需要了。”
葉聖陶感悟到：這“晴秋的午前的時光在恬然的靜默中經過，覺得有難言的美”。 午飯後，葉聖陶等又跟著弘一大師去見印光大師。於是在葉聖陶的筆下就又有了二位大師的對比文字：
“弘一法師與印光法師並肩而坐，正是絕好的對比，一個是水樣的秀美，飄逸，一個是山樣的渾樸，凝重。”
在這些文字中，使我們感受到了一種肅穆和清淨之美，作者對弘一法師的敬仰之情躍然紙上。
時隔半個世紀，餘秋雨在《廟宇》中，再次寫到了弘一法師，這一次，作者不再從晚輩對大師的敬仰角度描寫，而是寫到了李叔同在取得令人敬仰的成就之後，轉身成為弘一法師，變化之突然、之決絕，揣度著弘一法師獨特人生選擇的因由。
“李叔同，留學日本首演《茶花女》，揭開中國話劇史。又以音樂繪畫，刷新故國視聽。英姿翩翩，文采風流，從者如雲，才名四播。現代中國文化，正待從他腳下走出一條婉麗清新一途，忽然晴天霹靂，一代俊彥轉眼變為苦行佛陀。嬌妻幼子，棄之不見，琴弦俱斷，彩色盡傾，隻換得芒鞋破缽、黃卷青燈。李叔同失落了，飄然走出一位弘一法師，千古佛門又一傳人……他在掙脫，他在逃避。他已耗散多時，忽然間不耐煩囂。他不再苦惱於藝術與功利的重重抵牾，縱身一躍，去冥求性靈的完好。”
現實生活中，像弘一法師那樣的高僧畢竟寥寥無幾，並非所有的僧侶都是德高望重的佛教文化代表者，李叔同從世俗生活中的出離，表現了佛國世界超凡脫俗的吸引力。但佛國世界，畢竟存在於世俗之中，因此，在世俗之外的超脫中還有著與世俗相諧的一麵。
僧人生活在世俗社會之中，寺廟的高牆並不能阻隔他們與社會的聯係。相反，在精神追求和現實生活的矛盾中，我們常常會看到僧人世俗化的一麵。就像威嚴的神像被塑造成平凡人物一樣，而且，僧人的世俗相由來已久，在作家的筆下，成為頗耐人尋味的一大景觀。巴金曾經在《遊了佛國》一文中作過這樣的描述：
“在普陀山靠著“結緣”吃飯的和尚不知道有幾千個，我們在任何地方都可遇見，有的躺在地上，有的盤腳坐在路旁，有的立在樹蔭下，都伸出手向香客化緣。當他們從我們這裏得不到銅子時，他們就批評說：‘進山進香，不結緣，真奇怪！’但他們不知道離了普陀山，奇怪的事情還多著呢！……. 這裏特別說和尚的嘴臉，也是有原因的，因為在普陀和尚太多了，到處都是。和尚也會應酬客人，也會計算銀錢，也會奴使用人，也會做生意，就和普通商人沒有兩樣。寺進而有客房，客房就像上海的旅館，新的設備是齊全的，除了伺候客人的茶房處，還有接送客人的接客者。飯菜是素的，但客人也可以買了葷菜帶進去。有錢的人在這裏也可以得著種種的方便。我們曾經在房裏沙發套下麵發現過一根煙槍。我們聽見過麻將牌的聲音，隻差了看見人叫了娼妓進來。
離開普陀的前一晚，我們曾經和知客師談過一番話，那和尚生得來肥頭大耳，卻有一幅聰明的頭腦，說話很漂亮，懂得好幾省的方言，他尤其會巴結女香客。他跟我們說話倒是很坦白的。他說：‘普陀山的各寺院每年就做這幾個月的生意。但是開銷太大了，這兩年各家競爭太厲害，生意又不很好，所以各家都不免要蝕本。這生意真不好做，不過許多和尚就靠它生活，不做又沒有辦法。’這意思也很明顯。所以遇著香客上門他們就得大敲竹杠了。做一次水陸道場，起碼得花去千把圓。做個小佛事，也要用去百圓以上。但紳士家的太太小姐是滿不在乎的。我無意間在另一個廟裏麵看見一次水陸道場，和尚們對於女香客的巴結，我真找不出話來形容，那副嘴臉隻有古典派的畫家才能夠把它詳細畫出來…… ”
看得出巴金先生對僧人為了金錢而對香客極盡巴結之能事的做法非常反感，這或許與巴金對僧人的固有認識有關，也或許與30年代人們素樸的金錢觀念有關。同樣的事情，發生在當代，在馬力先生的筆下就沒有了那份憎惡，反而多了一層理解：
“麵前禮佛的僧眾依舊用悠揚的歌唱，去超度早逝的魂靈……夜已深，一僧人將手中一疊鈔票，依次發放於每一位誦經僧人麵前，也有若幹和尚將專注目光在那鈔票上盤旋，是在對那小費性質的酬勞加以悉心的算計。看來，在金錢這一個問題上，佛國絕難對現實生活做出脫俗的超越。‘現代’二字早已滲入這一方清靜世界。我先前對於佛門想得是過於純粹了，這種披覆玄奇色彩的生命形式，終不能逃遁現世，在一切反倒使麵前的眾僧煥發一種親近自然的感覺。” ——《夜在九華》馬力
僧尼的世俗化不僅僅表現在對金錢的態度上，還表現在思想和情感上。
餘秋雨在他的《村外的尼姑庵》中，若隱若現地記述了尼姑庵裏尼姑們的生活情況。在《村外的尼姑庵》中，餘秋雨用孩童的視角，選取尼姑庵裏的一個藏在北牆裏邊“慢慢實實的大花圃”和藏在屋梁上的一疊繡品，來表現當年尼姑們的生活。文中雖沒有正麵出現尼姑的形象，但從行文中，我們猜想得出，這些尼姑的身世與村頭樹立的一個個牌坊有關係，一定經曆了封建婚姻製度逼迫下的生死劫難，在公眾麵前，她們失去了正常生活的權利，隻好把自己深深地藏在庵裏，將心中對美好生活的渴望和向往寄托在滿園的花朵和手中的繡品中，她們寂寞地活著，寂寞地死去，留下的一片花圃和一疊繡品展現了她們內心深處的一個彩色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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