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旅遊及旅遊文學研究論(2/5)

    表現30、40年代國情之旅的作品，由於行旅的目的不同，表現出了文體特征及思想特征的多樣性。艾蕪等表現流浪生活情態的作品，充滿了異鄉的獨特風情，表現了下層貧民生活的艱辛和四處流浪的痛苦，這些文章是作者對現實生活的真實記錄，充滿了真情實感。以知識分子、作家為主體的西北之旅、東北之旅以及範長江以記者身份踏著當年紅軍的足跡進行的兩萬五千裏長征之旅，則主要表現了知識分子對國家民族前途命運的關切，作家、記者們通過對旅途見聞的記述，表現中國社會最真實的生活，傳達蘊含在多災多難的國土上普通民眾心目中那種生生不息的求生意誌，表現中國共產黨在救亡圖存的道路上經曆的種種艱辛，這些遊記文學作品無一不帶有一種悲壯的基調。即便是那些表現遊山玩水的純粹遊記作品，也浸透著由於戰爭和國民黨專製統治帶來的悲涼的情緒，許多人借山水遊逃避紛繁複雜的現實，逃避無所不在的壓抑，所抒發的情感也多是無奈的慨歎。

    50 年代的建設者之旅，充滿了豪邁的精神氣質。建設者、作家、藝術家們懷著對新中國的無比熱愛之情，足跡踏遍祖國的山山水水以及建設工地的各個角落，用文學作品謳歌新時代帶來的新生活和人民精神麵貌的新變化。人們激情滿懷，豪情萬丈，這是一條充滿歡欣與幸福的希望之旅。

    80、90年代的文化之旅，無論是文化交流還是文化尋根，都表現出了一種文化上的自信和自覺。此時期人們再次踏出家門，踏出國門，交流文化、交流思想，交流技術，交流情感，尋求理解，尋求支持，尋求快樂，一切以平等互助為基礎，再沒有因國家的貧弱所帶來的屈辱和壓抑，也沒有了殘酷的戰爭帶來的恐懼。人們為學習、工作、娛樂自由地、自信地往來於全國各地乃至於世界各地，使得表現這類行旅經驗的旅遊文學作品也具有從容、平和的心態。

    90年代以後的休閑遊，對於普通百姓來說成為時尚，成為潮流，是生活的品位和質量的標誌；對於國家來說，旅遊支撐了一個新興的朝陽產業——旅遊業。作為旅遊者普通百姓更熱衷於追求旅遊內容和形式的多樣化、個性化，娛樂性、知識性，作為旅遊管理者從政府到企業則更追求旅遊內容和形式行業管理的規範化、科學化，這些都使新時代的旅遊具有了豐富多彩的內涵，同時具有了更為明確的主觀自覺性、自主性。從旅遊的普及程度上講，旅遊的主體變成了普通百姓，旅遊業市場不斷擴大，旅遊宣傳也前所未有地得到了大發展，表現在與旅遊相關的報刊雜誌、網絡站點、節、假日主題宣傳等等得到了日新月異的發展，從而帶動了旅遊文學創作的繁榮。此時期的旅遊文學，呈現了從形式到內容的多元化特征，從形式上看，除了傳統的遊記、小品文、特寫、導遊辭等以外，專題電視、網絡也共同參與進來，形成各種文化形式共同參與共同推動的局麵。從旅遊文學創作的內容上看，不僅更豐富了，也更單純了，更豐富是因為旅遊者的旅遊空間更為廣闊；更單純是因為國家的安定、生活的富足使旅遊者的心境更平和、輕鬆，旅遊就是單純的旅遊，沒有戰爭的威脅，也沒有流浪的艱辛，在這種狀態下，旅遊文學的文學意義、文化意義得到了加強，審美價值得到了更充分的體現。毫無疑問，旅遊文學已經在繁榮文化豐富文學內容方麵擔當了不可替代的重要角色。

    （四）大旅遊觀念下的旅遊活動（2 ）：與旅遊者身份相聯係的旅遊活動及旅遊文學特征

    傳統旅遊活動內容主要有五種：學遊、宦遊、商遊、宗教遊以及探險遊。近現代旅遊對

    這些傳統旅遊內容既有繼承也有開拓。旅遊文學在這個過程中起到了記錄、傳播和推動的作用。

    先看學遊。

    傳統的學遊以個人行為為主。像孔子周遊列國，廣集學識並傳授於弟子，學生慕名拜師求教，承傳學業是最為典型的形式。直到近代康有為也還運用這種形式傳教。現代學遊多是集體行為和政府行為（庚子賠款留學、官費派遣、開辦各種專科學堂招生）。學子們為了求學離開故鄉，或遠到異國他鄉，或近到開辦學堂的各大城市，通過學習，既掌握了某一方麵的專門知識，又結交了眾多朋友，同時還開闊了眼界，為走入社會建功立業奠定了各方麵的基礎。從學堂的開辦、學員的招募到畢業生的使用，都有了較為明確的方向，學習的目的也有了較明顯的變化，傳統的學遊以履踐儒家思想為主，士子求學，目的在於日後晉身官場，尋求個人的出路。現代遊學者的視野更為廣闊，目標也更為遠大，求學不僅僅是為自己求得立足於社會，更是為求得本民族自立於世界民族之林。

    傳統學遊以向異地或異域傳播本民族先進文化為主，吸收和融合異地或異域文化為輔。前者如孔子在春秋時代周遊列國，後者如唐朝的鑒真和尚出遊日本。中華文化對世界文化特別是對亞洲文化的影響源於盛唐及以後的大規模文化交流。漢文化的基礎——儒家思想對當時與漢民族有經濟、文化交流的國家均有巨大影響。同時，漢民族也在積極的引進異域文化，如佛教的傳入。這當中傳統學遊者通過文學作品所進行的傳播功不可沒。

    近現代學遊則不同。近代中國民族危機嚴重，青年和愛國誌士多抱著“師夷長技以製夷”、救亡圖存的目的去域外求學。現當代中國處於發展的階段，學子大多希望去國外學習先進的科學技術，既是為了實現個人的價值，也是為了振興中華的崇高事業，這些都以吸收外來文化為主要目的，以鄙薄和批判本民族傳統文化中的落後因素為基本情感趨向。

    無論是傳統學遊還是現代學遊，在促成學子思想和學識上的進步、推動中國社會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等方麵都發揮了重要作用。而大量的以遊學為題材創作的文學作品則真實而形象地記錄、反映了學子和誌士們坎坷曲折的異地、異域生活，不斷進步和覺醒的心路曆程，改造中國社會和振興中華民族的熱望與努力，這些作品的發表極大地提高了人們對異地、異域文化的認知水平，也激勵了更多的學子踏上異地、異域的求學之路。

    再看宦遊。

    傳統的宦遊有上任遊、在任遊和貶謫遊。在任的不同時期遊覽的情緒、狀態、目的也大不相同。一般官吏的遊曆基本上是在個人情感和思想驅動下獨自進行的，隨興所至，率性而為，目的大多是譴釋個人獨特的情感，以山水寄情，以詩詞抒懷，大量的宦遊詩創作並流傳下來，成為我們了解那一段曆史和人物的最生動的材料。

    現代宦遊基本上與現代思想特征和生活特征相聯係。近現代時期，由於緊張複雜的社會矛盾以及連年征戰的惡劣環境，官宦的遊走各地顯然多了一些政治意圖，而少了許多休閑的心境，即使是遊山玩水，也是心事重重，焦慮不安。有的官宦行旅的主要目的不是愉悅性情，而是為實現自己的政治抱負；還有的官宦積極考察，發展實業救國事業。 到了當代，宦遊與創業有了更為緊密的聯係。一般表現為兩種情況：一是經濟落後和欠發達地區的政府官員到經濟發達地區去考察實業，學習先進的管理經驗和方法，二是經濟發達地區但資源短缺、商品市場基本飽和地區的政府官員到資源豐富、市場潛力大的地區進行考察，以決定聯手開發資源和市場。當代政府官員的這種考察、遊覽，由於有先進的通訊、交通設施和條件的支持，因此沒有了傳統宦遊的那種千辛萬苦的經曆和悲喜交加的感慨，感情上的起伏變化也沒有過去那麽複雜，更重要的是，當代生活的快節奏和高效率衝淡了宦遊者的閑情逸致，他們在行色匆匆中往往失去醞釀佳構的心境。

    還有商遊。

    古代的貿易受社會生產力發展水平的限製，物品交易無論在空間上還是在範圍上、形式上都是有限的。比如，貿易的方式是物物交換，互通有無，貿易的場景通常是在人們經常往來的街道以物易物，交易的物品多為普通的生活用品。商人的足跡隨交通工具的不斷更新和進步而不斷向遠處延伸。這種貿易活動進一步發展的結果就是大的商人駕馭著車船，馱載著貨物，浩浩蕩蕩輾轉於各地。近現代的商遊與古代商遊相比，空間更廣闊了，形式更成熟了也更靈活了。但與此同時，商人的角色也更複雜了，經商活動的目的也具有了多元性。商人不僅僅隻是商人，還同時可以是形形色色的其他社會角色，政治的、經濟的、宗教的、文化的等等。以多種身份融入複雜多變的社會生活中，使商遊也擺脫了單純的色彩。另外，近現代社會列強瓜分、軍閥割據的複雜局勢使商人在夾縫中求生存，困境可想而知，這也使商遊少了幾分優遊，多了幾分局促。當代的商遊應該自80年代算起，與傳統商人不同的是，當代商人成為社會生活中最活躍、最受關注的群體，獲得了曆史上少有的比較高的社會地位。當代商遊也因商人地位的提高而呈現繁榮的趨向。由於當代商務活動更多地依賴商人的智力而不是體力，商人的文化素養和審美追求相比於過去有了更大程度的提升，因此，當代商遊的內容和形式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豐富多彩，其中的文化氣息也更濃鬱。將商業與文化進行完美聯接的是旅遊，旅遊與商業活動已經成為當代社會經濟生活領域的黃金搭檔，旅遊可以開發商機，商業活動也往往被策劃成各種帶有旅遊意義的項目，九十年代以來各種“文化節”活動的成功設計與實踐可以說是將商業、旅遊與文化藝術進行整合的成功範例，這樣的策劃將地域文化、民族文化作為突出的重點，在文化藝術作品特別是文學創作中得到了強化，正是這種整合給文學創作帶來的新生機，使一大批展示或再現特殊地域、特殊文化背景以及特殊民族風情的藝術作品問世，這不能不說是旅遊文學創作的一大收獲。

    宗教遊。

    為了迎合統治者對佛教的崇拜心理，從魏晉時代開始，就有僧人不辭辛苦到西域取經，到了唐代發展到鼎盛。最典型的莫過於唐代的玄奘天竺取經的壯舉。佛教自印度傳到中國後，又從中國傳到東南亞地區和西域廣大地區，吸引了眾多異國的僧侶來中國取經。因此，以佛教的傳輸為主要目的的宗教遊在傳統旅遊領域占據著特殊的重要地位。近現代西方基督教的在中國的傳播則完全是被動的，影響也是有限的。西方的傳教士隨著西方列強侵略中國的炮艦進入中國，列強血腥而殘酷的侵略行徑早已將他們仁慈博愛的偽裝剝落盡淨。再加上許多傳教士本來就是侵略者的馬前卒，他們來到中國的主要目的是以傳教做掩護，在中國搜集情報，因此，基督教及其傳教士在中國的地位並沒有受到普遍的歡迎。為了取得中國人的信任，傳教士們不得不暫時擱置對聖經的宣傳，而將近現代科學知識作為主要傳輸內容。教會組織開辦學堂，翻譯和介紹近現代科學著作。這些活動，為長期閉目塞聽的中國社會帶來了新鮮空氣，大大影響了近現代中國曆史的發展方向和進程。至於他們所真正宣傳的聖經內容，除了太平天國領導人洪秀全有所變通地借用了一段時間而外，信仰和奉行者隻在少數。由此可見，近現代西方基督教沒有像古代佛教那樣在傳輸過程中形成蔚為壯觀的僧遊場景和局麵，得到眾多信徒的擁戴和信任並傳之久遠，而是隨著列強的勢力在中國的興衰而興衰，到了30年代，傳教士的活動基本上已經少有人關注了。佛教的傳播與基督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的傳播在中國的不同際遇與表現這些宗教內容的文學作品的創作繁榮與否有較大關係。也表現在反映宗教內容的文學作品創作的不同情形上。佛教思想在中國之所以傳播得如此廣泛而深入，得益於一些特定文學作品的大力張揚，如中國古代詩僧創作的大量禪詩、文人居士們創作的佛理禪趣十足的散文、佛道色彩濃鬱的古典小說等等，是在佛經故事之外宣傳佛教思想的重要形式。相形之下，基督教以及其他西方宗教沒有這樣的好運。近現代的中國文藝界在一開始就主張科學反對迷信，主張有神論的西方基督教等被視為現代迷信而遭到文學創作者的冷遇和排斥，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其在中國的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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