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當代旅遊及旅遊文學研究論(1/5)
現當代旅遊及旅遊文學研究論
旅遊是一個古老又新鮮的話題。說它古老，是因為早在先秦時期,《詩經》、《書經》、《易經》中就有有關旅遊事跡及場麵的描寫。對於旅遊之義的解釋和理解從古至今沒有明顯的改變。唐代孔穎達《周易正義》中對“旅”的解釋是：“旅者，客寄之名，羈旅之稱；失其本居，而寄他方，謂之旅”。“遊”是遊玩、交遊、逍遙、遊曆、行走的意思。“旅遊”作為固定搭配的詞經常出現在唐詩中。而表達騷人墨客遊曆經驗和抒發情感的山水詩詞更是比比皆是。千百年來，旅遊隨著各個朝代曆史的興衰，經曆了不斷的起伏變化過程，但無論怎樣變化，旅遊都是社會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內容。旅遊幾乎與我國的文明史一樣古老。說它新鮮，是因為20世紀以來，特別是當代，與古代旅遊以文人士大夫為主體的狀況不同，旅遊前所未有地吸引了眾多普通人的目光，成為老百姓最感興趣的話題，同時，古老的旅遊被注入廣泛而深刻的科技、文化內涵，帶動和興起了一個朝陽產業。在世界經濟發展較好的地方，人們無不熱烈地關注著旅遊，熱誠地參與著旅遊。旅遊成為全世界社會生活的新時尚。與旅遊相伴而生的旅遊文學也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
一、 旅遊活動的廣域視角——大旅遊觀念
（一）大旅遊觀念的內涵
同樣是旅遊，不同的人出於不同的目的對它的理解是不同的。旅遊業從業者關注的是旅遊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關注遊客的吃、住、行、遊、購、娛等具體活動。而文化研究者關注的是旅遊在社會生活以及社會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作用以及變化發展的規律。這種注意力的差異導致了對“旅遊”這一概念的不同理解，前者是“純旅遊”觀念，後者是“大旅遊”觀念。
“大旅遊”的觀念值得關注。這一觀念強調將旅遊作為一種與人類曆史相始終的文化活動而不僅僅是遊樂、休閑活動進行研究。在實踐中，大旅遊的觀念已經被廣泛接受，形成研究旅遊史的獨特視角。近年出版的關於旅遊史方麵的研究成果，如旅遊教育出版社出版的王淑良、張天來的《中國旅遊史·近現代部分》；雲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章必功的《中國旅遊史》都是從這個角度出發對中國古代、近現代旅遊史進行深入研究的成功之作。
用“大旅遊”的觀念構築現當代旅遊文學的研究框架，同樣為我們提供了廣闊的研究背景和空間。為了使我們的研究有所規範，這裏有必要對我們研究範圍內的“旅遊”進行新的界定：
1、 旅遊是一種時代特征明顯的社會活動，這種活動主動或被動地適應社會政治、經濟的發
展要求，體現特定曆史時期的文化觀念和社會發展狀態。與其他社會活動相區別的特征是，旅遊注重“旅”和“遊”的過程以及由於時空變化所帶來的身心感受。
2、 旅遊的目的是為尋求人與自然的和諧以及人與社會的平衡。是對真、善、美的追求。
3、 旅遊的內容包羅萬象，既可以是物遊，如吃、住、行、遊、購、娛等諸多有形的活動，
也可以是以精神追求為目的的文化思想遊。如對感興趣的精神理念、宗教信仰的領會、學習、尋求、追隨等。
4、 旅遊具有鮮明的地域性特征。旅遊活動具有跨文化交流的意義。
（二）大旅遊觀念的現代性特征
旅遊作為一種社會文化活動，必定與特定時代的美學思想相關聯。傳統的旅遊以儒家、道家思想為支柱。以孔子思想為代表的儒家旅遊觀念是功利主義的，“孔子提出的‘知者樂水，仁者樂山’被稱之為‘君子比德’說。‘比德’說肯定遊觀山水能夠給仁人君子以美感享受，這種美感在於自然山水具有類似於仁人君子的品格特征，如：大水的深不可測象征智者的學識淵博，大山的養育萬物象征仁者的秉德無私，因此，在遊觀山水的時候，仁人君子不但‘高山流水，得遇知音’，並且能反省自身，鍛煉情操，美不可言，樂不可支。它的精神實質是強調自然美依存於社會美、人格美，強調旅遊觀覽是‘克己複禮’、修身養性、經世致用的途徑。”①以莊子思想為代表的道家旅遊觀念與孔子的觀念同樣深刻，但與“比德”說相區別的是莊子提倡“逍遙遊”。“在莊子心裏，旅遊應該是不帶任何功利意味的遊樂、遊戲…… 旅遊者所觀覽的應該是萬事萬物的規律，人生與自然的真諦…… 旅遊的根本目的應該是旅遊者得到精神的滿足、精神的自由。”②
現代旅遊觀念在繼承孔子和莊子旅遊思想的同時，又吸收了現代美學思想。而且還不斷充實以社會人文的內容。現代美學思想形形色色，對大自然以及人類社會的認識呈現出豐富多彩的特征。近現代的旅遊美學思想總體特征是以人為本，強調人類自身的能力；對大自然與人類的關係的認識由原來單純的人敬畏自然轉變為人對自然的多層麵理解。比較有代表性的如泛神論思想，認為大自然是人的朋友、師傅、戀人等等，強調天人合一、物我無間的境界。又如辨證唯物主義思想，這是影響現代人類思想意識的主要哲學思想。其基本原理和主要特點，體現在人與自然的關係問題上，主張人類要以變化和發展的眼光看待大自然，在正確認識自然的基礎上，努力克服困難改造自然，最終讓大自然為人類造福。近現代的旅遊文化不僅僅專注於自然的山山水水，還更多地注重於不同文化、思想的交流與傳播，無論是東方旅遊者還是西方旅遊者，盡管他們的遊蹤各異，但是他們審視世界的思想觀念具有一致性。這種一致性的地方是時代帶給他們的，也是旅遊交往帶給他們的。他們在這種具有普遍意義的思想指導下，審視著本民族文化和異域文化，嚐試著將異域文化為我所用，實踐著更深層次的交流與傳播。正如錢穀融教授所言：“不同的民族，在不同的土壤上、不同的曆史文化背景下生長的各國人民，無論對社會、對人生，甚至對自然風景都會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所以，國外遊記同時也是不同曆史背景下的不同的民族心理和民族情趣的交流，它一麵可以使國內的讀者領略異國的風光，了解異國的風尚習俗，一麵又可使所在國的人們知道一個異國人是怎樣看待他們的自然景色、風尚習俗和他們的曆史文化傳統的。這就有助於促進不同民族的相互了解，相互學習。”③
應該說，20世紀文壇上俯拾即是的充滿現代特征的文學作品，都得益於這種交流和傳播，盡管許多作品不一定直接記錄置身於自然的旅遊，不一定直接表現文化的交流 ，但是，它們脫不掉這種底色。而那些真實記錄學遊、商遊、宦遊等經曆的文學作品不用說更充分地體現出這種特征，如果說旅遊成就了文學，在現當代應該不為過。
（三）大旅遊觀念下的旅遊活動（1）：與時代背景相聯係的旅遊活動及旅遊文學特征
近現代旅遊活動及旅遊文學的發展以遊蹤為線索，可分成以下幾個時期：
20世紀初至20年代前後的域外之旅。1840年以後，隨著國門被迫逐漸打開，外國的傳教士、記者、商人、使者等大量湧進。經過洋務派官僚的倡導，滿清政府麵對連續不斷的割地賠款的慘痛的事實，也決定主動向西方派遣留學生，以期這些留學生能夠學技術，興邦國。因此，在20世紀初到20年代前後，中國年輕學子的蹤跡遍布日本、美國、歐洲各地。除了青年學子赴國外留學以外，一些因發起資產階級民主革命而受到清朝政府打擊迫害的革命家、思想家也流亡國外。大批留學海外或流亡海外的青年學子、革命家、思想家，經過西方文化思想的洗禮，肩負起了改造中國傳統文化的重任，並在此時期倡導並完成了中國現代史上一次規模宏大、影響深遠的新文化運動。這場新文化運動以中西方思想文化的大交融為特點。這批留學生以及革命家、思想家對自身域外生活狀況和思想觀念變化的真實記錄展示了20世紀早期旅遊文學的實績。這些記錄大多表現了他們作為弱國子民在異國他鄉所飽受的屈辱及其激起的憤怒，也表現了他們為了救亡圖存，振興中華甘願拋頭顱灑熱血的革命精神。
30、40 年代的國情之旅。30、40年代是中國民族矛盾、階級矛盾最尖銳的時期，也是我國旅遊業在現代資本主義局部發展的大城市開始萌芽、發展的時期。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衝突一方麵造成了許多貧民的流離失所、浪跡天涯的悲苦生活境遇，另一方麵也激發了許多愛國的知識分子了解國情、宣傳抗戰的熱情，因此，此時期的旅遊因不同的生活境遇和思想狀態表現出了不同的特征，有的人為生活所迫，嚐遍漂泊、流浪之苦；有的人則走向陌生的土地了解考察民情，深切體會內憂外患帶給國家和民族的災難。旅遊文學作品的創作明顯地帶有對旅途所見所感進行記述的新聞性和對現實社會生活進行揭示的實錄性特征。前者如以艾蕪為代表的貧苦青年為求生存走過的艱辛旅程，後者如張恨水、鄭振鐸、冰心等作家的大西北之行還有趙君豪等人組織的東北行，他們的旅程遍布全國大江南北，記述旅程見聞的遊記、散記也成為了解特殊時期特殊地域真實社會生活狀況的珍貴文獻。30、40年代的國情之旅還應該包括為適應中國現代旅遊業的發展而組織和策劃的各種山水之旅、文化之旅。在旅遊文學創作上的成就是記述這些山水之旅和文化之旅過程和體會的遊記、小品文等。代表性作家如鬱達夫、林語堂等。
新中國成立後的社會主義建設之旅。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從50年代初到“文革”前夕，全國範圍內掀起了建設社會主義的高潮。雖然是多年戰爭後百廢待興，但新時代的建設者們被勝利的豪情和對美好未來的熱望激勵著，無不滿懷幸福快樂之情踏上新的旅程。他們響應祖國號召，奔赴祖國各地鋪路架橋，開辟荒地，開發資源。藝術家們為了充分表現新中國的新麵貌、新氣象，也循著建設者的足跡深入基層，體驗勞動，從而創作了大量歌頌工農兵建設過程和成就的特寫、小說、詩歌、散文等文學作品。可以說，建設者的足跡走到哪裏，文學作品的頌歌就唱到哪裏。
80、90年代的創業之旅和文化之旅。中國共產黨1978年召開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直到90年代，中國改革開放20年成就卓著，人民的思想解放了，活躍了，在社會生活中最突出的體現就是人們學習、創業的積極性空前提高。從80年代到90年代，社會上出現了三個影響較大的熱潮，一是行為上的求學和創業熱，二是思想上的文化尋根熱，這兩個熱潮都對旅遊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與60、70年代相比，人們出行的要求更強烈了，那種知天樂命，安於現狀的生活被快速發展的社會注入了求新求變的欲求，人們的行旅視野更加寬闊了，規模更大了，追求也更加多樣化了，相應的旅遊活動也更加活躍了。海外留學熱和海外淘金熱，再一次打開了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對話的天窗，在80、90年代形成了空前的文化交流氛圍，此時期產生的大量描寫海外生活的旅遊文學作品，真切地為這股出國熱作出了生動的注解。文化尋根熱是思想界在擺脫長期的左傾思想，回到文化自身發展軌道上之後的產物。經過思想上的撥亂反正，在東西方文化再一次大碰撞的時代，尋找東方文化的本源，延續東方文化的發展脈絡，成為文化工作者責無旁貸的時代使命，在眾多的旅遊行程中，文化學者的旅遊格外令人關注。而表現他們在文化旅遊過程中思考成果的文化遊記，更是構成了80、90年代旅遊文學的新景觀。
90年代中後期到21世紀初，文化旅遊方興未艾，休閑旅遊熱潮湧動。隨著社會經濟持續、高速的發展，人民的生活水平逐年提高。休閑旅遊開始成為普通百姓的生活內容。再加上政府部門將旅遊業作為朝陽產業給予大力扶持，因此，各式各樣的休閑旅遊活動被普通群眾所接受，人們將休閑旅遊視為高質量生活的重要內容，旅遊的足跡遍布全國乃至世界各地。表現休閑遊的文學作品主題豐富，形式多樣，呈現出多彩多姿的狀態。旅遊的大眾化也為旅遊文學走向大眾化創造了條件。與此同時，以學者、記者、專業作家身份參與旅遊並在其作品中展現民俗風情、描寫山水風光和人文古跡，反思曆史文化及探究其脈絡軌跡的旅遊散文最具藝術和哲思的魅力。可以說，此時的旅遊文學創作形成了文化精英與大眾共同發展的局麵。
不同時期各具特色的旅遊活動使旅遊文學作品呈現了不同的狀貌：
20世紀20年代前後，到國外留學的青年學子和流亡海外的革命家，大多數人抱著尋求
救國之路的理想，遊中未敢忘憂國。學子們異域求學是為尋求個人、國家、民族生存發展的前途，他們一麵刻苦學習科學知識，一麵積極接受現代思想啟蒙，培養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意識。革命家們則在努力創建革命隊伍的同時，一麵宣傳政治理想。一麵與來自方方麵麵的敵人進行鬥爭。無論是留學生還是革命家，在異域走的都是一條忍辱負重、慷慨悲歌的探索之路，因此有一種悲憤的意味。表現這一經曆的文學作品多以抒發個人受壓抑、求反抗的思想為主題，如郭沫若的詩歌、鬱達夫的小說。除此以外，探究文化差異、比較民族性格、思考中華民族文化發展問題的散文也有很多，不少作品是多年後的回憶文章，如周作人、鬱達夫等評論日本文化的作品，這些文章往往能夠更理智更全麵地反映域外文化的特殊性，具有重要的研究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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