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6章 百川歸一——蔣介石(4)(3/4)

    蔣介石推行強製管製式的社會整治方針的同時，也正是世界法西斯主義猖獗之日，不僅蔣介石的禦用文人發出一片鼓吹法西斯的喧囂，就是蔣介石本人也按捺不住對德意法西斯的仰慕之情，他認為：在德意兩國，由於法西斯“革命”的結果。“他們一般國民，沒有一個不遵守社會的秩序，嚴守團體的紀律，推而至於忠於國家和民族，克盡國民的責任，事事物物，都合乎‘禮義廉恥’因此不僅他們國內的敵人自然屈服，而且一切切外國人見了這種情形，也不得不肅然起敬，望向生畏。”硬派德國、意大利人合乎“禮義廉恥”。固然滑稽，但蔣介石向墨索裏尼和希特勒取經之心卻是真誠的，從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的鼓吹中，從囚籠式的社會措施中，人們不難嗅出其中法西斯主義的氣味，看出這位傳統主義者“向西方學習”的苦心孤詣。當然，恰恰是這種傳統主義者身份的緣故，他所感興趣的，更多的是法西斯主義社會政策恐怖性的秩序效果，學習後在中國實行的，卻是中國古以有之的保甲製度和浸透武化內涵的衛教合一政策。這種法西斯與中國傳統霸道結合生出的怪胎，雖然在恐怖高壓之下能收到一時的震懾效果，但就長期的社會治理而言卻無疑是飲鴆止渴，這樣一種社會政策無疑是慢性自殺政策，保甲製度使清末以來興起的武化豪紳跋扈統治合法化，宗法網絡與行政網絡在非正常的武力背景下高度結合，導致社會財富或集中於官僚資本，或耗於內戰。或中飽於官吏和劣紳，不僅使農村中的新型生產關係無從發展反而加劇了貧困化、破產化，從而從根本上製約了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再加上這種法西斯統治激起的普遍不滿情緒，構成了蔣介石苦心建立的社會“禮治”與“秩序”最終瓦解的社會背景。

    3、宗教觀

    蔣介石狂熱地鼓吹傳統文化，同時又以一個虔誠的基督徒自居，這也許又是傳統政治文化畸變所產生的一種特殊的文化現象。然而綜觀蔣介石的一生，應該說他對於宗教，尤其是他信奉的基督教，仍然是一種“祭如在，祭神如神在”的儒家觀念，傳統人格中功利性的宗教取向，左右了他的整個宗教觀。

    據說，蔣介石的祖父蔣斯千篤信佛教，而且頗通佛理，對蔣介石童年影響最大的蔣母，也是一個天天吃齋念佛的老太太，蔣的摯友戴季陶，也是一個精於佛學的好佛之士，蔣自己早年也曾研習佛經，在失意的時候甚至動過出家當和尚的念頭。應該說，佛教對他的影響是比較大的，然而實際情況卻並非如此，在蔣介石的整個思想中，儒家的倫理信條，可以說占據了絕對優勢的地位，而佛教思想的因素，實在是微乎其微，僅僅從蔣對王陽明的崇拜之中可以間接地得到某些反映，當然這也是可以理解的，佛老之學一向為傳統士大夫歸隱的退路，而始終置身於政治旋渦中的蔣介石自然沒有可能分心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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