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4章 百川歸一——蔣介石(2)(2/4)

    然而，蔣介石畢竟頂著三民主義的招牌，以孫中山的繼承人自許，而孫中山先生對西方民主政治的追求有目共睹盡人皆知，有關民主、自由、平等，孫先生諸多論述，言之鑿鑿，所以蔣介石盡管有一肚皮不願意，也不好公開罵娘。無奈之際，隻好絞盡腦汁在概念上打主意，用看上去好象十分正當的所謂團體的自由和國家的自由，來取代和否認真正的“自由”。

    蔣介石認為：“在政治哲學上有‘小我’與‘大我’之稱，小我指個人，大我指由數萬萬或數千萬小我合成的國家，而國家又是一切團體的統一的組織。”既然個人是國家的組合分子，“那自然隻有國家的自由，而沒有個人的自由，隻有國家的生命，而沒有個人的生命。”所以“有些人援引歐洲十八、九世紀的學說，來破壞我們國民的法治觀念，他們看見了盧梭所謂‘天賦人權’的言論，便主張中國的革命，和歐洲十八、九世紀的革命一樣，要爭‘自由’，這是極端錯誤的，因為中國國家還沒有自由，還沒有平等，所以所有中國人首先要爭國家的自由和平等。”而國家的自由和平等又全係於國民黨，所以歸根結蒂要爭團體（國民黨）的自由。在團體之內，個人要把自己的一切交給團體，“隻有團體的自由，不能再有個人的自由”。

    沒有理由能夠說明，一個國家對外還沒有爭得平等自由，它的國民就活該當王朝的奴隸，帶著鐐銬生活，天經地義衣分五色人分九等，一些人生來當老爺，一些人注定當奴隸，事實上，任何社會群體，小至家庭火到國家，都是由個體組成的，離開了個體的自由，也就無所謂團體的自由，國家的自由。國家的自由是建立在個人自由的基礎之上的。而不是相反，什麽叫做國家的自由？一個國家，隻要還存在著奴役被奴役，束縛被束縛，那麽這個國家的任何人都不能說是自由的，這個國家的自由也就無從談起。

    以國家和團體的自由，來取代個人自由的理論，不過是一種假借群體名義施行個人獨裁和暴政的借口。這一點，蔣介石自己的話最能說明問題，他認為，作為國家和團體的一員，個人除了服從性之外不應有其他的表現性，“有服從性的人，才能夠做真正的黨員！不能有這個服從性的人，就是黨的敗類”。服從誰呢？答案是明確的：“革命團體的一切，都要集中於領袖，黨員的精神、黨員的信仰要集中黨員的權力以及黨的責任，也要集中，黨員所有的一切都要交給黨交給領袖。”總百言之，隻能有治人者的自由，而沒有治於人者的自由，隻能有蔣某人的自、由（生殺予奪），而沒有其他成員的自由，結果誰的自由也不存在，隻有一個專製的“帝王”高高在上。在蔣家天下，不但一般老百姓和普通國民黨黨員動輒獲罪、毫無人身保障和行動自由，就是其他軍閥集團的高級成員也逃不脫被監視的命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之民惟需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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