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十六章 江南商會，少英院(1/4)

    而圍繞著聖上的心思，江南商會眾人已經進行了數的研究討論，連年都沒過好。

    “三十稅一雖是太祖所定，但聖上似有意更改。加征是肯定的，隻是不知道要加到多少？”

    “這正是為難之處。多了，日後恐怕虧本；少了，龍顏不悅，後果嚴重。”

    唐默放下茶杯，稍顯無奈地道：“隻加征，不具體數額，待聖上最後決定也就是了。”

    眾人麵麵相覷，都苦笑點頭，表示可以先這麽糊弄。

    其實，加征是肯定的，但朱由校還真不會加征太多。因為，明朝中後期的商稅收得太少，跟三十稅一的關係並不象想的那麽大。

    該征的不征，偷稅漏稅嚴重，才是最大的問題。這與士紳地主隱漏錢糧，升鬥民承受重負是差不多的道理。

    當然，太祖所定的商業政策也有很大問題，或者是已時過境遷，不適合現在的社會經濟情況。

    建國之初，商業活動經受戰亂，很是蕭條。

    所以，朱元璋對商業和商人采取了保護措施，定商稅‘三十稅一’，還規定書籍筆墨農具、舟車絲布之類皆免稅，並下令裁撤稅課司局64處，使商稅較元末大大簡約。

    在明朝前期，這樣的政策確實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但到了明朝中後期，工商業已經繁榮起來，皇權（包括太監、後宮、藩王）、官權、紳權也紛紛介入，稅收流失就成了大問題。

    在後世人看來，攔路收費總有那麽點敲詐勒索的惡霸意味。可你看到整個大明的商稅收入，以及征稅關卡的數量，就會覺得太少了，都太少了。

    打個比方，在後世的省、市、縣，甚至是區，都有稅務局，數量有多少，反正很多很多。

    但在大明呢，早期還有四百多個稅課司局，但到了十七世紀早期僅存一百一十二個。

    為什麽本來就少，後來就更少上加少了呢？原因也很簡單，無利可圖不，還得朝廷倒貼。

    比如明隆慶二年，戶部報告某個稅課司巡檢每年俸糧工食費不下四百餘兩，而其征收折鈔銀僅為一百一十兩。

    看吧，還設什麽卡，收什麽稅？征收上來的銀子還不夠收稅人員吃飯的，趁早關閉還能省點銀子。

    大明很奇葩，太特麽奇葩了，朱由校看到這些數據資料，越來越覺得是這樣。

    收個稅吧，還能越收越虧本，這也太扯了吧？

    原因何在呢，是商業不發達，還是商賈不走陸路、水路，改成航空運輸了？

    當然都不是，明朝中後期的商業很發達，行商販貨的也很多，但關鍵卻是在收稅的人，以及免稅的群體。

    舉個最簡單，或者有些荒謬的例子。

    萬曆三十七年，山西汾陽縣的商稅是六千六百多兩，相當不錯的數字；而萬曆六年，浙江金華縣的商稅卻不足七兩，跟沒收是一個樣。

    拋開年代的差別，就可以看出在大明地區間的商稅征收的不平衡。發達繁榮的地區，商稅反而更少，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尤為明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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