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皈依動機分析 三種最突出的入教動機(3/5)

    還有一些口碑材料稱，天主教會發給新入教者兩吊銅錢或一點糧食，因而那些沒有生活出路的窮人，“入教隻是為（做禮拜時）吃教堂供給的饃饃，或用教堂兩吊錢”，所以當時民謠有：“我為什麽入教，為了銅錢兩大吊；不給銅錢兩大吊，我不在你的教。”無疑，為解決生計困難而入教的人是存在的，但據前述對教民的社會構成分析，這批人象不象有些調查資料顯示和研究者認為的那樣占優勢比例，還是一個問題。中國農民善於精打細算，不會輕易為一些利益誘惑而不顧代價與後果。據教民方麵對上述民謠的解釋，領錢是用於做宗教儀式時的誤工補貼。這個解釋可能有合理的成份。另據調查史料，晚清山東的兩吊銅錢可以買大約一鬥多麥子或二鬥高粱，對於陷於困頓境地的人尚可解困緩蘇於一時。但在那些還能維持生計的農民看來，“七天一禮拜，光吃好的（按：指一頓聖餐），不做活怎麽行”，所以他們不入教的“原因是不願講經誤農活”。看來隻有當人們在迫不得已的時候，才會冒一定風險進入這個當時尚未在鄉裏社會獲得好名聲的宗教組織。

    由此可以理解，為什麽在晚清災荒嚴重的時期，基督教的勸化事業特別具有成效。1876年至1879年（光諸二年至五年），華北五省發生罕見的特大旱災，史稱“丁戊奇荒”。精赤的大地上橫倒了一千萬餓殍。大約有四十多名天主教傳教士和三十餘名新教教士進入災區布道和組織救濟。英國浸禮會的李提摩太在山東通過賑濟於一年中就吸收了兩千名新教徒。他認為，賑款“對於廣大的民眾是一個可以使他們信服的證據，證明我的宗教是好的。”據同一省分的更長時間的統計，1860-1880年間有2\/3的新教徒是饑荒後入教的。1886年北京郊區“大水為災”，“時有信友張保祿借機講道”，也有人前去保守。這裏，我們在肯定人們為緩解生存困難而入教的主要因素外，也不能排除宗教的心理撫慰作用，它多少有助於窮困無告的人在麵臨險惡環境或生死關頭時，得到某種精神上的援助與解脫。

    另一種可以稱其為超生計需要，即略高於謀生掙紮的其他世俗性需求。比如有人入教是為了治病。當時山東臨清信教的人很多，“目的主要是為了治病而來。”非常典型的另一則材料出自丁韙良的記載：他的一個學生請西醫為母親治病時，雙膝跪下，叩頭宣誓，說如果上帝救了他母親的命，他便“信教”。如果其母病死，他也就不入教了。直到20世紀的中國農村，仍有一些因醫療條件差，久病不愈，聽信教會能治病而入教的教民。下麵筆者還會談到因病愈而入教的情況，但與這種承諾型的皈依動機不全相同。這種承諾，與傳統民俗中的上廟燒香、許願還願的求索心態和短期行為極為相似，是一種出於實用目的的“交換”。如果說，為了健康而入教還在情理之中，那麽有些入教者的動機則顯得更為偶然和奇特了。例如上世紀末京郊有個服毒自殺卻又後悔了的人說：“倘天主賞我三日內不死，我一定奉教敬主。”結果是這人有幸實現了承諾，成為教民。

    三、政治需求型

    晚清年間，中國社會正處在由於列強入侵和自身變遷而引起的動蕩不安之中。各級政權和原有社會組織的製控能力及協調功能逐步削弱，政治危機和社會問題重現迭出，各種社會矛盾激化，一般老百姓的不安全感急劇增加。基督教會在強權的支持下乘隙而入，部分地取代了地方政權與原有社會組織在鄉裏社會的功能，盡量介入民間的各類糾紛和衝突，並憑借其政治優勢吸引民眾。這種在社會衝突中認識了教會而入教的人大體上又可以分成這樣幾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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