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華北農村文化視野中的義和團政治理念 義和團的群體政治性格(2/4)

    義和團的禁欲之嚴是不能僅僅用紀律來說明的（沒有統一組織的群體，也就沒有統一的嚴格的紀律），隻能說是一種風尚使之然。進入京、津、保一帶的義和團，在一段時間內成為城市的實際主人，麵對繁華的街市，義和團絕少有掠財行為而且還出麵維護社會秩序，鎮壓那些乘亂搶掠的地痞流棍，團民搶掠教會與教民的財物，是將其大部分給窮人，或者作經費，很少有團民借以自肥的。

    義和團的禁欲，有時竟達到了走極端的程序，一位士人記載了這樣一件事：有部分團民駐紮在總理衙門，因飯食較好，故有人提議：“此間菜飯精美，如別外來調萬不去。”結果有團民馬上做關羽附體泣曰：“吾關帝也，先以汝等為能，今則貪財好色，劫數不遠矣。”於是大家都“神色蒼黃”。連吃了幾頓好飯，稍有戀眷之心，就引發如此的自責，這在其他農民起義中恐怕是不多見的。在山東的義和團調查中，農民說義和團“見路上有東西不拾，見婦女不準看兩眼：第一眼看看是什麽人，第二眼就不許了。”這對於某些山東老團來說，當係實情。

    義和團的禁欲性格至少有兩重意義。一是敦風化正人心。因為洋人洋教“到處行”，以其“淫行”和貪行敗壞了社會風氣，以致“男無倫，女鮮節”，官吏貪贓枉法，小民苟且偷生，社會上奢靡之風大盛，一般官宦和富家子弟，吸食鴉片，佩帶洋表已經蔚成風氣。一份義和團的告白講得很明白：“洋鬼挾來邪說，以基督、天主、耶穌教相誘，從者芸芸。該教等滅絕倫常，詭詐多端。嗜利之徒，鹹居門下。彼等橫施強暴，無所不用其極，致使清官廉吏，腐化墮落，饕餮之徒，盡為奴仆。”不僅義和團，就是社會一般輿論也認為國事糜爛至此，多係奢華之風所致，一位士人言道：“二十年來，官商仕庶，莫不以慶吊爭榮誇富，宴會怡樂自娛，衣則洋縐，摹本猶以為俗，必著寧綢庫綿，以新奇為得意，在閨閣為尤甚。食則魚肉蔬菜猶以為粗，無論適口流暢，以價貴者為上品，在商吏為尤甚，終日鮮衣美食，曲盡奢靡驕傲之態，不勝比喻。”所以，義和團要用與洋人洋教相反的行為導向來矯正之，“端正教化，尊聖崇賢，使聖哲之教光大發揚。”二是為了實際的戰爭需要。許多人類文化學者如弗雷澤、馬林諾夫斯基都曾指出，原始人在進行重大行動（如部落戰爭）前和過程中，往往相信禁欲具有某種神奇的功效，能保障事情的順利進行，反之則易於導致行動的失利。同樣，具有相當多的初民痕跡的中國北方農民，也具有類似的信念。義和團的著名的“刀槍不入”的法術，其前提之一就是嚴格執行禁欲性的禁忌。有件材料說，天津團首率眾上陣前，故意丟棄銅錢以檢驗團民是不是貪財。至於忌色，則上法前連夫妻間的性生活都被嚴行禁止。團民們曾一度真誠地相信上法之後被洋槍洋炮所傷係犯禁忌之故。直到今天，當過團民的老人中還有人認為：“義和團以前很靈，宜興埠打仗時，子彈落在身上都沒事，以後“嘎雜子”加入有了搶奪，就不靈了。”

    很明顯，義和團的禁欲性格，既有儒學傳統的影響，又受鄉裏道德和宗教禁欲主義的沾濡，而鄉村巫術思想也起了相當大的作用。

    二、尚武

    一般來說，社會群體性格上的尚武也有兩重含義。一是行動選擇上趨向於以武力解決問題，或者說以武力解決作為手段選擇的首要考慮；二是勇武果敢的戰鬥精神。義和團是不折不扣的農民武裝集團，從某種意義上，它是華北農村尚武習拳、“好勇鬥狠”之風培育出來的果實，它的出現，就意味與洋人洋教的武裝大決鬥。所以，義和團在解決各種社會矛盾與衝突時，多以訴諸武力為上。殺洋打教自不必說，對教民也以武力脅迫和殺戮為主，碰到其他社會集團，如鄉團，一言不合，就會拔刀相向。義和團對政府和官兵一般持克製態度，但如果官兵動武，他們也毫不客氣地回擊，袁世敦和楊福同就是這樣倒了黴。甚至義和團內部各壇口之間，也時聞有衝突發生，有時甚至能演成火並，如奉天義和團首領敬際信帶領拳眾二十餘人到吉林教拳，態度驕橫，吉林各團不服，大起衝突，結果奉天拳眾悉數被殺。山東蒲台義和團與直隸義和團也曾衝突火並，“格斃直黨十餘名”。這種訴諸武力的趨向越來越嚴重，在運動初期，打教還有罰教民出資唱戲等較“文”的手段，且在多數情況下，都能容其宣布叛教了事，到了運動高潮中，武力趨向被民族衝突極度激化，加之運動成份的魚龍混雜，則往往不分青紅皂白地看見沾洋字的就非打即殺，即使已叛教者也很難幸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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