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華北農村文化視野中的義和團政治理念 義和團的群體政治性格(1/4)

    義和團運動，實質上是幾十年反洋教鬥爭的升級，是民眾對民族危機尤其是瓜分狂潮的本能反應。在內涵上，義和團的政治意識與農民在19世紀下半葉反映了社會秩序激變的政治意識並無二致，義和團運動的揭帖、文告、乩語和傳單口號，直接承襲了反洋教的政治和文化傳統，體現了農民對亡國危機深化的焦慮。但是，義和團運動畢竟是一場大規模的席卷北部中國的有千百萬農民幾乎同時加入的武裝農民起事，在社會屬性上顯然與那種呈局部散發狀態的反洋教鬥爭不同，其中許多因素，類似於以往的農民起義（正如運動中許多紳士誣之為綠林黃巾或“白蓮教”一樣）。它既是一種“舉國若狂”的反帝、滅洋、打教狂潮，又是一場農民自救並救國的武裝起事。運動遠遠超出了反洋教的範圍，矛頭直接指向帝國主義的侵略和西方與西方文化在中國的存在，同時也摻雜著對封建經濟階級長期壓迫的逆反心理。義和團的政治意識，比之運動前的農民政治意識，民族危機感更強烈，自救、救國意識更明確。義和團運動是少見的極其缺乏領袖個人因素的農民運動，其政治性格更帶有農民習性，以及小生產者在絕望時的激烈情緒。也就是說，當政治意識確定了他們首要敵對目標時，他們政治行為的選擇更易於受他們日常群體性格（此時已化為政治性格）的影響：在行為方向上，政治意識把關；而行為方式的選擇，則與政治性格為關。

    義和團是由無數農民小群體匯合而成鬆散的運動群體。缺乏權威是運動的一大特色，無論是運動早期的趙三多、朱紅燈和心誠和尚，還是後來的曹福田與張德成，在大群體中的權威性都是有限的，整個運動的意識麵貌表現為一種自發的“群性”。運動的政治性格，不僅是由多如牛毛的壇口中不可勝數的教師和大師兄們決定的，也是由千百萬普通團民體現的。所謂政治性格，在外觀上與人的日常性格並無大不同，比如節儉（俗語所謂摳門），隻有在表現在政治生活中，提倡相關的節約，寡欲，重農，去奢時，才表現為政治性格，政治性格是政治行為的趨向性。當一個群體大體表現出一種比較鮮明的政治行為趨向時，我們可以說這個群體就有這樣一種政治性格。

    義和團雖然是以小群體（壇口或地方性總壇口）為單位活動的，但是其行為模式和意識特征卻有相互習染的特點，大體相近的文化環境，使得義和團各壇口之間的交流仿習變得十分容易，首倡者的令名可能被人遺忘，但他們的行為模式和意識特征卻迅速化為“運動時尚”。雖然各地義和團有小的差異如禮神方式和活動特點等等，但大體上群體政治性格卻是相近的。

    一、禁欲

    禁欲性格就義和團而言，不僅在行為上表現為一種禁欲主義傾向，更重要的是想以一種禁欲的精神風貌來改變社會事實現某種政治目標。嚴格地說，後者才算是一種政治性格。說禁欲是義和團的一種風尚，目前一般沒有疑義。不象其他農民起義，義和團團民在聚眾起事後，雖然也有許多機會，但絕少有借機大吃大喝的，粗衣疏食是他們基本的生活方式。即使在進入大城市以後，在市民眼裏，依然是“自備資斧，所食不過小米飯玉米麵而已”的生活麵貌。義和團禁葷食，駐紮於總理衙門的義和團因飯食中有豬肉，居然大怒，要將廚師治罪。義和團也禁酒禁茶更禁吸洋煙。有“奉請如來佛，善除洋煙”的禁洋咒為證（大約吸洋煙這種成癮性“毒害”和奢行太頑固，單賃人力不易奏功，所以要借助佛力了）。還有義和團禁以紙牌賭博的記載。對於女色之禁，義和團奉行最嚴，目前還沒有義和團犯強奸罪的記載。他們殺洋人及教民，掠其財，燒其居，但無論是官方檔案、私家筆記或教會文獻，都未見團民以暴力侵犯教民之婦的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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