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拳民”與教民:世紀之交的民眾心態解讀

正文 農民政治意識在民族危機下的激變 新國家界說的朦朧浮現(2/2)

    雖然,老百姓稱洋人為“大英國人”和“大法國人”,並不是出於什麽“國際上互相尊敬之義”,但這樣的稱呼已暗藏了他們對西方世界的了解與認識。把“大法國”、“大英國”與“大清國”相提並論,說明農民心目中的天下觀已經出現變化了,再提“大清國”的天下,也指單指中國這一塊土地了,所謂“天朝上國”一統天下的觀念,悄然地在消淡。想當年英法聯軍占領北京後,一京紳看到英法聯軍與恭親王會銜出的告示,悻悻不平地以為:“乃將大英國君主、大法國皇帝,與大清國皇帝,並列為三,殊覺華夷不分,薰蕕同器,背理越分,莫甚於此,天高聽卑,必不祚此驕鹵也。”他可能作夢也沒有想到,十幾二十年後,連中國鄉下泥腿下嘴裏也“華夷不分,薰蕕同器,背理越分”起來,雖然慢了點,這個彎子畢竟轉了,按這個邏輯走下去,舊的“天下觀”就走到盡頭了。

    值得一提的是,農民觀念中傳統天下觀的崩潰,並非意味著其民族意識的消亡,恰恰相反,在不知不覺地消減了口頭上的那份虛矯的民族自傲的同時,農民的民族認同感反而增強了。稱西方人為洋鬼子,是表明仇恨與鄙夷;而稱他們為“大法國人”與“大英國人”,隻是表明承認一種事實,在承認的同時意識到自己身屬“大清”。正因為如此,農民對官府和朝廷才會有前麵提到的那種親和感。這種由民族危機導致的民族認同,日益成為19世紀後半葉中國下層社會的主要政治情緒。即便是一向仇視官府,主張反清複明的幫會勢力,也不能不受到這種情緒的感染。在19世紀70年代還出現過幫會為爭取反清助力而一廂情願地聯絡教會的事情。但是到了80年代,這種事情不見了,幫會逐漸成為打教的又一組織中心,以及出現了幫會將官與教一起反的現象。

    農民觀念中的新國家界說是中國近代農民反侵略鬥爭的一種認識果實,內中飽浸了無數的鮮血和淚水,舊的框架容納不了冷酷的現實,上層的文化理念,解釋不了西方的存在,而這種西方存在和侵略中國的現實所激起的民族仇恨卻又強化了原來附在舊框架之上的忠君愛國、忠奸之辨、華夷之辨等政治倫理觀念。受上層指導的“天下觀”崩潰了,但古代忠君愛國的民族英雄的戲曲映象反而一天天清晰了,到了義和團運動期間,則形成一種精神洪流似的戲曲英雄崇拜,農民對西方認識的進步,很快就被淹沒在這小傳統文化的洪流之中。農民僅僅依靠自身的力量,不可能完成自身觀念的飛躍。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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