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晚清北方農村的文化傳播與教育渠道 其他渠道：家庭、宗教、街巷傳播(2/4)

    這兩大塊宗教都在農村進行自己的宗教活動，所不同的是前者活動是公開的，而後者則是半公開或秘密的，其完全公開的活動雖然也存在於某些地區，但不多見。農民接受宗教教育，主要是通過它們的活動，其一為宗教活動與儀式的渲染，如佛教的各種佛事懺會，道教的齋醮以及釋道合一的水陸法會和常見的祈雨活動。農家子弟廁身或旁觀這種活動時，其儀式、過程和氣氛會使其在耳濡目染中產生宗教或類宗教的感覺，前輩關於宗教的理念，也會在活動中得以體現。民間教門活動也有類似效果。一方麵，農民會感覺得到宗教的“怪異”，僧道的服飾，行為（經咒、焰火、符篆）使他們印象深刻，令他們感覺到這是迥異於他們日常生活的神秘事象；另一方麵，他們又感知到這種事象與他們生活息息相關，他們甚至可以參予或者左右其活動，如置身迎神祈雨活動其間的人一般都會感覺到活動的三過程：娛神、敬神、罰神。先是迎神唱戲，討龍王的歡心，繼而苦行叩求，再則抬神（像）遊行，鞭打責備。整個過程就等於告訴你，神是為人所用的，能賄賂則賄賂，賄賂不成就來硬的。馬克斯·韋伯認為，農民試圖具體應用宗教以解決生活問題的傾向實在是非常現實，欠缺宗教專門家追求的倫理合理化和高層次的意義。而中國農民的這種宗教傾向恰恰是由他們的先輩與“宗教專門家”們的行為而固定化並傳續下去的。

    農民接受宗教教育的第二種途徑是宗教教義的各種名目的宣講，包括佛教的俗講，民間教門的經卷宣講以及各種善書與文學性極強的寶卷的傳播。

    入佛寺（庵）聽僧尼講因緣是農村中人接受宗教教義的一種途徑，以婦女采納此途為多。後來也正是因為此，其道不昌。

    善書，又名勸善書，是明清之際流行最廣，影響頗大的通俗性準宗教作品。當時坊間印刷量最大的就是善書，象各種陰騭文、玉曆、功過格之類。幾乎每個村莊都可以發現其蹤跡。其中也摻雜了某些儒學觀念，但佛教的果報與道教的善壽思想卻是相當濃重的。日本學者甚至說：“中國民眾的規範意識和宗教意識，集中地表現在善書之中。”

    寶卷的源頭是變文，近乎文學作品。有些寶卷甚至與著名的文學作品相同，如《白蛇傳》、《竇娥冤》、《琵琶記》等。不過大部分寶卷都貫穿以禮佛意識、果報思想和善惡致福禍思想，宗教氣息很濃。寶卷宣講的地點多在尼庵和廟會，早期的聽眾多為女性，後來則擴展到整個下層社會。

    教門經卷是民間教門傳教的工具之一，這些經文雖鄙俚不堪，卻暢曉易誦。如直隸靜海縣一帶的教門“置備漁鼓、簡板，夜間自行敲擊，唱說好話。……誘引男婦多人往聽”，類似於寶卷宣講，隻不過活動大多是秘密的，夜聚曉散。相當一批麵向民眾宣唱的經卷著重於果報和勸善並無悖逆字樣”，同僧道寶卷、民間善書之間的界限模糊。有些教門經卷描繪的樂土（家鄉）、劫變、長生等場景，是吸引人們入教的重要原因。民間教門在華北農村相當普遍地存在，盡管當局反複鎮壓，仍如原上野草，枯而複蘇，繁衍不絕。

    合法與非法的這兩大塊宗教，農民受誰的影響更大些？這是個難以回答的問題。我個人認為，應該是合法的宗教影響更大些，因為在統治者的嚴厲禁查之下，信從“邪教”畢竟要冒家破人亡的危險，這是講究實際的農民所不能不顧忌的。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區，民間教門的勢力要大一些。據前數年中日學者合作進行的一次社會調查，在靜海縣獨流鎮，以勸戒煙酒為主宗旨的在理教，於清末民初大約擁有占全鎮人口40%的信徒，但這些信徒照樣禮佛信道，和一般民眾大體上不分畛域。這類個案在華北農村中並不很普遍。清朝檔案裏常見破獲“邪教”的案例，某些跨縣跨省的大案，信徒為數千人，萬把人，但比起普遍信奉佛道教義的村鎮居民，畢竟是一個少數。所以就整個北方農村而言，還是“大教”占統治地位。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民間教門與合法宗教在教義上越來越有趨同之勢，除了某些教門堅持“三陽劫變”說和“無生老母”信仰等特殊教義外，民間教門的教義有許多內容已與“大教”難分你我，所以有時影響也摻到了一塊，無分軒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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