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晚清北方農村的文化傳播與教育渠道 學校教育(2/4)

    當時，一個人從開始識字到開筆學做八股文，中間要經過五、六年到七、八年不等的時間。頭二、三年是開蒙教育，不好的村塾可能要延至四到五年，其後才教授五經及一些文史典籍。農民能夠讀完這個過程的不多，其經濟力量和實際需要使他們隻能完成開蒙過程，所以多數人隻讀到四年以下，能夠識字、算帳也就可以了。能夠供子弟一直讀下去的農戶，一般是富裕之家或私塾的教書先生（免費教育）。李景漢先生1928年在河北定縣搞農村調查，抽查537個成年男女，受教育四年以內者439人，占絕大多數。這些被調查對象受教育的時代與義和團運動時期已相當接近，故可作為參證。

    那個時代農村中識字的農民究竟占多大比例？現在已經不好統計了，外國學者伊夫林．S．羅斯基（ Evelyn，Sakakida. Rawski）對此做過專門的研究，她給我們列出了一組數字：晚清中國農村的成年男子的識字率為30-45%，婦女為2-10%。又據李景漢先生1928年的定縣調查，40-44歲年齡組的識字率為22.2%，45-49歲年齡組為20.33%（這兩個年齡組受教育的時間為清末）。這個比例如果去掉婦女，肯定要高一些，但也達不到羅斯基所估計的水準。應該說，這兩組數字隻是一種非常籠統的概數，其中包含的所謂識字者，有相當一部分不能書寫，甚至還包括連公文布告也讀不下來的人，所以說這種識字率中的識字者，實際上有很多是半文盲。但這已足夠說明一個問題，即晚清農村中的成年男子中，受過學校教育者相當多。跟隨撚軍造反的黑旗軍首領宋景詩出身貧賤，做過小販，賣過私鹽，日常則為人傭工，可他也讀過兩年私塾。

    農民對學校教育的熱情大抵出於兩種動機，一是對科舉的幻想；二是經濟上的便利，即讀書識字可以會算帳，寫（看）文契，不受人欺蒙。這兩種動機有時也會轉換，本來是想識字看帳而讀書的農家子弟也可能因成績卓異而踏入求仕之途，不過這畢竟是極少數。所以，學校教育對於絕大多數沾濡於此的農民（限於男子）而言，隻是一種蒙學教育，他們所接觸的課本，也就是《三字經》、《千字文》、《百家姓》、《幼學瓊林》、《增廣賢文》之類的蒙學讀物。儒家倫理，在實際的學校教育中是通過蒙學這個中介影響於農民的。

    二、蒙學的內涵

    清人有村學詩雲：“一陣烏鴉噪晚風，諸徒各逞好喉嚨，趙錢孫李周吳鄭，天地玄黃宇宙洪，《千字文》完翻《鑒略》，《百家姓》畢理《神童》，就中有個超群者，一日三行讀《大》、《庸》。”很生動地點出了村學的實質和蒙學的內涵，農民受的正式教育，其內涵就是《百家姓》、《千字文》一類的蒙童讀物。在宋代，世人已將蒙童讀物視為“鄉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誦也”的東西，可見農民受蒙學的熏染已有很長的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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