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改革的危局：與清末新政的比較(1/3)

    憂心改革被革命或者暴亂撲倒，是近年來知識精英們或隱或現的一種焦慮。因為，在近代曆史上，清末的新政，用今天的話來說，清末的改革，今日回顧起來，觀感相當不錯的一場改革，的確曾經被革命撲倒過。而且，從某種意義上說，現在的情勢，似乎比那時還要緊張，辛亥革命的前一年，中國全國的民變事件，差不多有1萬起，而2007年的群體性事件，已經達到9萬多起，2008年估算，肯定比上一年要多，即使扣去兩個時間點的人口差異，現今的社會騷亂的頻度，也相當驚人。

    從總體上講，清末的政局，的確跟現在有很多相似之處，最大相似，是兩個曆史階段，都已經進入後意識形態時代，所有的政治關係，都變成了利益格局。社會上憲政的呼聲都相當高，但最高統治集團，最關心的問題，卻是自己集團在日後憲政格局中的位置，即如何保住“領導地位”。

    從某種意義上講，清朝當年，總體上國家的經濟形勢不壞，清政府辛亥年的財政收入，達到2億4千多萬兩白銀的曆史最高點，而新政開始之前，每年不過6、7千萬兩。這麽大的國家，一年不過1萬餘起民變，實際上說明當時的社會相當穩定，民眾對朝廷的新政，並沒有像我們過去的教科書講的那樣，有很大的反感。新政一直到革命發生，也一直在推行，並沒有中途停滯。事實上，清朝的崩潰，是發生在這個王朝變革的“好時候”，而非天怒人怨，大局靡爛之時。從這個角度講，盡管當下中國國力強盛，但危機並非不可能發生。

    辛亥前夕的清政府，犯了兩個錯誤。一是把權力收回到滿族權貴手裏，尤其是到皇族手裏，具體表現是驅逐袁世凱和組織皇族內閣。將袁世凱趕回老家，一般說是攝政王載灃為了給他的哥哥光緒皇帝報仇，顯然這種解釋過於膚淺，以載灃為首的滿族少年權貴，主要是為了褫奪袁世凱的權力，尤其是要將當時作為中央軍的北洋六鎮，掌握到自己手裏。組織責任內閣，原本是立憲的準備，但12個內閣成員，9個是滿族，其中核心的5人又是皇族，無論誰來解讀，都是一種赤裸裸的收權之舉，實質上是犯了中國政治的一個大忌--權力的世襲。事實上，自秦漢以來，尤其是實行科舉製以來，白衣致卿相既是美談，也是傳統。官員的世襲就成為一種政治忌諱，犯了這種忌諱，等於阻塞了社會底層精英的上升渠道，對於社會的穩定，有非常大的害處。另一個錯誤，是把散在地方的權力，收回到中央政府來，具體表現就是收回各省的路礦權。收回各省修建鐵路的權力，在技術層麵也許有道理，但從當時國家權力結構而言，卻跟收權到滿族親貴一樣，屬於一種“倒行逆施”。

    自所謂“同治中興”、湘淮軍興起以來，清朝內重外輕的政治格局已經改變，經過漫長的洋務運動，到了清廷新政時期，地方勢力的壯大，已經從督撫專權發展到了督撫與地方鄉紳主導的自治運動合流的地步，到了這個地步，不僅滿人的權勢早就萎縮到了非靠漢族名臣和紳士才能勉強維持的境地，而且地方勢力的壯大，根本就是無法逆轉的。新政時期如火如荼的立憲運動，整個國家官、紳、商、民空前一致，對於作為主導者的漢族紳商而言，立憲，無非就是進一步分享權力，將原本作為諮議的諮議局和資政院，進一步升格為正式的立法機構，從而名正言順地掌控整個國家的命運。

    顯然，掌握國家最高權力的滿族少年親貴，少不更事，用魯莽的收權之舉，開罪了所有最不該開罪的人，才導致了清朝的脆敗。不是孫中山為首的革命黨人多麽有力量，而是滿族親貴犯了大錯，沒有人肯幫他們了。清朝的變革，如果從洋務運動開始算的話，到1911年已經曆經40多年的曆史，中間清政府已經犯過兩個重大的錯誤，中止百日維新和提倡義和團，這樣兩個重大錯誤犯了之後，不僅要對外付出巨額的賠款，國家主權被嚴重侵蝕，而且使得自己當政的空間變得非常小，沒有再犯錯的餘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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