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3章 曆史的進化課(5)(2/4)

    科舉製度在古代社會的作用，還體現在這個製度對日常生活的塑造上。定期的科舉考試不僅滋生和激活了古代的印刷出版業，產生了一批居住在城市裏，專門編製、評點“考試複習資料”為生的讀書人，也刺激了鄉村的私學的發展，為讀書人提供了一個比較寬口徑的謀生飯碗，使得中國的古代社會有了驚人的識字率。更重要的是，這個製度塑造了大批的讀書人“應考—謀生”的生活模式，即所謂“耕—讀”的模式（許多鄉村的讀書人，都是一邊教書，一邊複習準備考試，一邊種地）。這種模式不僅給了讀書人還算體麵的生活，而且為鄉村禮俗生活提供了“禮教”的資源，維持了鄉村世界的秩序。很多人之所以生命不息，考試不止，不僅僅出於他們對仕途的迷戀，而且還是因為他們其實沒有辦法擺脫這種生活模式。

    廢科舉：百年之癢與百年之羞（2）

    在科舉廢除的時候，雖然來自西方的“大門口的陌生人”已經進得門來幾十年，在政治上，業已成功地將中國拉進了西方的世界體係；但在社會生活上，除了少數的沿海口岸城市外，這些外來者卻並沒有給中國帶來更為深刻的變化。換言之，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的讀書人，盡管已經進入20世紀，依然還是按著古老步調，演著生老病死、吃喝拉撒的“舊戲”。那些沿海城市，雖然也逐漸有了記者、律師、銀行職員之類的現代職業，但由於過於稀缺，一時也難以滿足新式教育的學堂畢業生以及留學生們的需要。在科舉廢除前，雖然學校教育大有起色，各色學堂辦了不少，但新教育的出口，多半也要指望政府的洋務部門。而西方教會辦的新式學校，畢業生如果不設法留洋的話，隻有留在教會內部消化。事實上，直到科舉廢除，在學堂裏讀書的人們，多半是腳踩兩隻船，一邊學著聲光化電和ABCD，一邊複習著八股文，背誦子曰詩雲，隨時準備參加科舉考試。當年進了江南水師學堂的魯迅兄弟的例子就很典型。周作人後來回憶，在科舉廢除前夕，在學堂讀書的他，仍然受家裏人的催促，要他回去參加秀才考試，“當時家裏的人，大概還覺得當水手不及做秀才的正路，或者由於本家文童的力勸，也未可知；而同時在學堂本身也存在著這樣的空氣，這是很奇妙的，雖然是辦著學堂，實際卻還是提倡科舉，即如我們同班丁東生告假去應院試（秀才考試的最後一關），進了秀才，總辦還特別掛虎頭牌，褒獎他一番呢。”（《知堂回想錄》）不管社會輿論對科舉的態度如何，在周氏昆仲和其他類似處境的讀書人來說，腳踏兩隻船，無非是多一條發達晉升的途徑而已。

    其實，廢科舉並非沒有反彈，也不是沒有引發不滿情緒。科舉之廢，對於身處風氣已開的江南地區的周氏昆仲來說，可能隻是在科舉的那條船上收回了腳而已，但對於像蔣廷黻這種地處偏僻的湖南邵陽鄉下的讀書人來說，事情就要麻煩得多，由此帶來的苦惱也多得多，他們的家長不得不為此煩惱，而且付出更多的金錢，以便把他送到省城裏上學堂。還有很多人，連學堂都進不了，隻好投奔新軍，做當時很為人所看不起的“糧子”（過去對士兵的稱呼）。顯然，他們這些人在改革過程中，是沒有聲音的，至少，他們的聲音沒有那些上層的讀書人那麽大，由於沒有那些救國求新的大道理，他們即使發了聲，也沒有人聽，自己的底氣就不足。他們的境遇甚至可能還不如一些農民。我們知道，在清末新政期間，很多地方都出現了“燒先生”、“打學堂”的農民風潮，農民借這種看似非常落後愚昧的方式，來表達他們對興辦學堂的不滿。這種風潮被記錄下來，總算留下一點民間有關廢科舉的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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