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13章 曆史的進化課(5)(1/4)

    晚清麵臨千年未有之變局，中國在應變方麵的成績不佳，選舉製度自然難逃板子。自明末以來對八股製藝的批判聲，隨著中國跟西方打交道中的一連串敗績，越來越高。當然，一般說來，這種批判的內容大抵是老生常談，無非是說科舉考試將人們束縛在八股製藝的牢籠之中，不能很好地選拔人才，以至於中國事事不如人，本質上跟明末士人類似的呼聲沒有多少區別。不過，跟以往不同的是，此時的批判，隨著人們對西方的了解日益深入，很快手上就有了批判的參照——西方的學校製度。西方的節節勝利，使得這種參照更加光彩照人，很具有說服力。事實上，正是義和團運動這種歸向傳統的抗爭的徹底失敗，不僅導致原本戊戌以來對變革的反對聲銷聲匿跡，而且引發了改革的緊迫感，才使得廢科舉如此順利。這裏，人們不僅聽到了“破”的呼聲，而且看到了“立”的榜樣，目標當然是向西方學習。這意味著，在中國曆史上，選舉製度的變革，第一次有了來自別種文化的資源，而且是特別有誘惑力的資源。

    然而，我們的先進知識分子所引進的西方參照，在事實上跟科舉製度並不對應，至少不完全對應。嚴格來講，我們的科舉主要是一種通過考試選拔官員的製度，屬於選官製度，雖然隨著科舉的推行，學校製度（官學）日益和科舉緊密地聯係在了一起，成為科舉製度事實上的附庸。在明清兩朝，甚至官學的入學考試，被人們看成科舉的第一個台階——進學成為生員（秀才）。但科舉畢竟不等於學校製度，因為它事實上什麽都不教。不過，由於科舉創製的時候，引述古義（周禮所謂的學校製度）所造成的先天誤會，以及國人天生不善分類的思維方式，因此，那個時候的人們，即使是最西化的先進分子，根本意識不到自己在分類學上這種看起來不起眼的失誤，從一開始就拿西方的學校製度來類比科舉，一直比到科舉廢除還意猶未盡。

    其實，盡管清朝官學是跟科舉捆綁在一起的，但恰是因為這種捆綁，反而使得官學逐漸退化，到了晚清時節，官學實際上已經成了一段可有可無的闌尾。雖說各個府、州、縣都有學校，房屋設備齊全，但這種學校基本上是不開課的，逐漸甚至連起碼的考試也成了形式。進學的實際意義，除了獲得參加進一步考試的資格外，主要是為了擁有一種初等縉紳的身份，可以有某種官方賦予的特權，並得到民間的尊重，跟學校學習幾乎沒有任何關係。人們真正學東西的所在，其實是私學（各種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師，也是私學的教書先生（盡管，在那個時代，人們一般對自己真正的受業老師並不重視，而卻將那些在考試中錄取自己的所謂的房師和座師當成老師。這是一種人際關係的扭曲，目的無非是結成官場上的人脈）。所以，實際上，西方學校製度的對應物應該是中國的私學體係，而不是科舉製度。晚清新政時大家眾口一詞的“廢科舉，興學堂”，按理應是“廢私塾，興學堂”才是。雖然，廢科舉後，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廢除科舉的副作用導致的。

    古代中國被人稱為“選舉社會”，選拔官員的製度在社會中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事實上，無論是早先的察舉，還是後來的科舉，都既是社會精英上升的階梯，也是政府聯係士人的橋梁，更是使社會圍繞著政府旋轉的磁石。科舉的金字塔的最頂層是進士，其次是舉人，再其次是秀才，秀才之外，還有人數眾多的童生。從進士到童生，台階雖然隻有四層，可上層和下層，人數比例可達到了一比十幾、數十萬。科舉製度就是這樣牢牢地將社會上絕大多數精英和預備精英，都固定在了政府的軌道上，用《儒林外史》裏馬二先生的話來說，孔夫子到了今日，也一樣要趕考。自元朝以來，官方將朱熹編定的《四書》定為考試範圍，將朱熹的注釋作為標準答案，無非是將原來科舉所有的製度上的政府與士人的聯係，加上一道忠誠的鎖鏈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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