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中華帝國：製度的斷想(1/5)

    在中國的黃河與長江流域的早期文明發展階段，地理和氣候條件，加上其他因素，容易產生較為發達的農耕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使得這兩個流域的居民在原始的部落階段就可以積累大量糧食和財富，同時也不得不依靠修築城池來保護他們的收獲和財富。興修水利的需要和抵禦周邊遊牧半遊牧群落的壓力，使得這些農耕部落趨向於聯合，或者以和平的方式，或者以戰爭的方式建立較大的王國。部落內部原來也許有過的民主形式，在越來越多的集權需要麵前，逐漸喪失了。中國傳說和成文史，基本上都是高高在上的聖人和王權的曆史。但是，這種王權畢竟還達不到後來秦以後的程度，傳說的曆史姑且不論，至少，從記在甲骨、鍾鼎和竹簡上的曆史來看，說明中國曾經有過很長一段的封建時代。在這樣的時代，每個王朝都是由大大小小的諸侯國組成的，王隻是諸多政治實體的共主，或者說是聯盟領袖。如果不是在西周轉入東周的時期出現了文化上的重大變異，也許封建的體製還會周而複始地循環一段時間。然而，西周的衰落並沒有導致某個強大的王國取而代之，而是進入漫長的諸侯之間內戰的時期。在諸侯爭雄的春秋時代，封建製原來賴以存在的基礎——宗法製被打破，各個政治實體在競爭中，表現出了過於強烈的以自我為中心的傾向，同一宗法血親係統內的爭奪和廝殺自然不可避免。在競爭中活下來的各個諸侯不再繼續向下分封，而轉向直接控製。因為來自自己內部的競爭並不亞於外部，在競爭中取代了諸侯的大夫，自然不會希望原來體現在他們宗主身上的悲劇重演。一種不同於以往的，非宗法、非宗教、絕對實利主義的文化成長了起來，誰對傳統拋棄得越徹底，對實利主義奉行得越透徹，誰就能在競爭中占得先機。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改革，實際上就是實利主義的角逐。當最終秦國脫穎而出，統一六國之後，一種新的帝國體製得到了確立。

    中國很早就確立了相當完善的官僚製。早在秦漢時期，中國國家實際已經進入了歐洲15、16世紀才出現的絕對主義國家的形態，形成了具有金字塔式的官僚體係，有稅收和財政體係以及龐大的常備軍，甚至形成了歐洲到近代晚近才出現的文官選拔係統。相對於歐洲，也許我們可以說中國的製度是“早熟”的。但是更可能的是，這種“早熟”的評判本身就是有問題的，因為它暗含著以西方作為評價標準的意思。實際上，中國的政治製度跟中國的文化一樣，是按照自己的理路發展的。長期以來，雖然中西之間不能說沒有交流，但這種交流還遠遠達不到在製度文化層麵上相互影響的地步。中國的製度幾千年來，一直走著自己的路。這條路，雖然不時地受到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幹擾，也不能說完全沒有其他文化輸入，比如佛教文化的影響，但是它的發展卻一直在官僚製帝國的軌道上行進。不僅跟中世紀的西方，而且跟周邊的印度都非常地不同，甚至與一直跟我們學習的日本也很不一樣。

    從秦漢起，官僚體製就是中國製度的核心問題。而這個核心問題又可以分成兩個大的子問題。一是官僚的選拔問題，當時稱之為“選舉”。實際上，正如古往今來許多人指出的那樣，中國政治的中心可以歸結為選舉。通過選舉製度以及相應的文化，官員選拔的金字塔居然將整個社會聯結到了一起。作為社會精英的士大夫階層，其活動和文化實際上都在圍繞著選舉進行。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社會也可以被稱為“選舉社會”。曆朝曆代都將選舉視為關係王朝命運的頭等大事，顯然不是古人頭腦發昏，因為穩住了選舉，就能保證社會秩序的穩定。二是官僚體係內部的權力製衡。中國是個巨型的帝國，皇帝依靠對於他來說顯然有些過於龐大的官僚群來管理國家，如果沒有起碼的權力製衡的製度安排，權力的運行將是無法控製的。所以宏觀上有行政、監察與軍事上的三權分立，而微觀上有相權的分割以及每個部門的權限細分，與各個部門之間權限的模糊和相互滲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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