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北京兵變與袁世凱(2/3)

    以馬上得天下，在政治製度轉換時期，本是常有的事情，中國如是，西方也如是。英國的克倫威爾、美國的華盛頓，都有武夫的麵目，均以武力打出一塊天地。袁世凱憑軍人力量起家，以當時情勢論，非如此也難以服人，多舞弄幾下東洋刀，原也無可厚非；在清廷和革命黨之間玩搶帽子遊戲，讓北洋諸將打打停停，一會兒通電誓死捍衛君主立憲，一會兒嚷著堅決擁護共和體製，已經是在借軍人玩權術，但還可以勉強算是奪權之際的戰術變通。可是到了大總統已經到手的時候，不想南下就位，不肯明言，卻玩兵變的損招，說明袁世凱不僅不是當時國人所稱許的中國第一華盛頓和世界第二華盛頓，連傳統王朝的開國之君都不及，反而像是東漢末年和五代十國時期的軍閥。

    對於國家體製而言，軍人從來都是雙刃劍，成事亦可，敗事更易，現代的民主國家如此，古代的帝製中國也如此。所以，人們往往采用各種製度性的防範機製，最大限度地遏製軍事力量在政治體製上的作用，盡可能減少或者壓製軍人在政壇上的發言權。西方現代製度是文官治軍、軍人中立、軍人不幹政原則，而古代中國的製度安排，用西漢的一位高陽酒徒的話來說，就是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謂提倡文治，以文製武，建構禮製框架。在禮製框架中，武人的地位往往被邊緣化。幾乎每個傳統王朝的皇帝都知道，盡管政權沒有武人不行，但對王朝最致命的威脅，恰也來自於自己麾下的這些赳赳武夫。

    就辛亥後的情勢而言，袁世凱不想去南方就職，隻要明地堅持不去，隨便找點什麽理由都無不可。革命黨人實際上是拿他沒辦法的，否則也不會因區區一次兵變而全麵讓步。其實，如果革命黨人真的有力量，就根本不會把總統讓出去的，現在大頭已經讓步，小的方麵自然也就不好堅持了。可是，自以為聰明的袁世凱卻偏偏選擇了最下三濫的對策，唆使軍隊鬧兵變，由此產生自己留在北京的借口。不僅讓軍人直接幹預國政，而且采取了最不該采取的手段——兵變。要知道，無論什麽時候，兵變都是曆代統治者最大的忌諱，是對統治的最大威脅，在某種程度上，比農民造反更令皇帝焦心，不到萬不得已，在上麵的人不敢輕易走這一步。更為可怕的是，允許軍人以兵變的方式幹政，就意味著手段的起碼行為規則的底線被突破，以後軍人什麽都可以幹了（趙匡胤陳橋兵變，那是奪取政權的不得已，玩過之後，隨即就是杯酒釋兵權，在製度上將推他上台的武人限製得死死的，否則他就很可能像五代時期所有的君主一樣，在下一次兵變中，被同一夥武人玩下去。袁世凱玩了兵變，卻玩不了杯酒釋兵權，所以沒有古人的下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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