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1章 大國之亂：不醒，不聽，不問？ (2)(1/3)

    清朝官場徇私舞弊的積習在這個時候起了非常正麵的作用，辦案的江蘇候補道俞明震跟這些黨人有著千絲萬縷的聯係，兵馬未動，風卻早就放出去了，明白地暗示這些人趕緊開溜（此公後來做了礦務學堂的總辦，給學生出國文題，有“項羽拿破侖論”這樣的好名目。這個學堂最有名的學生叫周樹人，即後來的魯迅。）。章士釗、蔡元培、吳稚暉，加上報紙的老板陳範很識趣地走開了，隻有罵了皇帝的章太炎不肯走，幾乎是自投羅網似地被捉了進去。講義氣的鄒容不忍心讓老大哥獨自坐監，也投案自首。在名為中外合議、實際上是洋人當家的會審公廨上，章太炎發揮自己文字學的學問，硬是考證出“小醜”的古義本是小孩子，因此他沒有罵人。鄒容則辯解說，他那號召推翻清政府的《革命軍》根本就是別人的盜版，他寫是寫了但沒有發表。盡管兩位經過高人指點，通曉西方法律的革命黨在法庭上辯得讓人直暈，但是原本就打算給清政府麵子的法官還是判他們二人有罪，分別服刑兩年和三年（不引渡，在租界服刑）。

    《蘇報》原是一介普通的小報，在風氣漸開的19世紀末，上海這個華洋雜處的所在聚集了太多的有閑和有閑錢的人，學洋人辦報是這些閑人和閑錢的一種出路。《蘇報》的創辦人胡璋不過是為了拿這個報紙生錢，跟辦工廠、開錢莊差不多，隻是胡某人辦得不好、賠累不起。轉給陳範之後，雖說陳有政治傾向，同情變法，但也跟銀子沒仇（不掙錢的報紙辦不下去），所以也得謀經營之道。談政治雖然危險，但在那個年月卻是時髦，有市場。據阿英研究，在19世紀和20世紀之交，中國的通商口岸，講政治是最受歡迎的，連小說不講政治都沒有人讀。隻是《蘇報》最初談政治，完全是康黨（康有為之流）的口吻，可是隨著朝廷政治顛三倒四地開倒車，戊戌政變直至鬧到庚子之變，殺教士和教民，打使館（外國輿論以為我們在搞恐怖主義），鬧完之後又遲遲不肯認錯，《蘇報》也逐漸地走向激進，傾向革命了。當然，這裏也有市場的原因，因為在這個時候，越是激進的言論才越是引人注意。其實，《蘇報》案的一幹主角們，跟孫中山不一樣，當初也都是康黨或者傾向維新的，章太炎就參與過《時務報》的事務。由改良轉為革命，也都是因為對清政府的失望。

    《蘇報》上梁山有清政府的催逼，也有市場的拉動，當然，一個很關鍵的催化劑是存在租界這種國中之國。《蘇報》案的“重罪”（按大清律是要淩遲處死的）輕判，對於後來的輿論界的形成，起了很正麵的作用，讓遊蕩於租界內外的知識分子受到了極大的鼓舞。從那以後，輿論界一發不可收拾，形成了對清政府改革（新政）的巨大壓力，起了改革的推進和校正器的作用，主持改革的政府稍有不慎就會被罵得狗血淋頭。

    拳民不是秘密的秘密

    拳民就是義和團的成員，這種稱謂是義和團運動發生的那個年月的產物，沒有褒也沒有貶，他們的對手被稱為教民。在那個農民起義比較被看重的年月，中學生都知道，義和團跟太平軍不一樣，沒有統一的領導、統一的組織。但是沒有統一組織的拳民卻穿著差不多的服裝，黃布包頭、穿紅肚兜，行為方式也高度一致，都是集中在一處（拳壇）“亮拳”，表演神靈附體（上法），然後舞刀弄槍，用大刀片往袒露的肚皮上砍，紮槍頂著咽喉，展示“刀槍不入”的本領。從山東到直隸，從河南到山西，北方偌大麵積的土地上成千累萬的義和團都差不多，好像背後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操控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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