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大國之民：愚昧而卑賤？ (1)(1/4)

    中國人喜歡紮堆，一旦成群結隊，舉止有時就會有點乖張，一起歡樂的時候不是沒有，但一同憤怒或者同仇敵愾，甚至假裝同仇敵愾的時候往往更多。當今之世，紮堆起哄的機會不多，往往很隨機，而且不合法，官方稱之為“群體性事件”。多少有點合法的是針對外國的事兒，舉著愛國主義的旗幟，理直氣壯，官方即使想阻攔，也顧慮多多。網絡時代，按道理人與人之間的溝通應該加強，彼此了解增多，但實際上卻未必。人們上了網，了解的機會多，誤會的機會也多，更要命的是，樂於在網絡溜達的人在現實生活中反而不樂意見人，彼此膈膜更厲害。

    杜月笙的“維權”生涯與“佛見喜”李蓮英

    杜月笙的“維權”生涯

    杜月笙是舊中國上海的青幫老大，也是上海灘著名的“聞人”。按著名報人徐鑄成的說法，流氓首領，幫會領袖，不管你有多大聲勢，隻能叫做“大亨”，上海灘夠得上“聞人”的隻有有數的幾個人，而杜就是其中之一。

    作為幫會頭子，走私販毒、包娼包賭，這些活計肯定是要做的，而且手眼通天，人脈極廣，全國的軍政要人、幫會同道並土匪馬賊都買他的賬。據說當時如果丟了特別緊要的東西，隻要杜老板肯幫忙，不管丟在什麽地方，都是可以物歸原主的。在上海，無論什麽時候，杜老板進到哪個舞廳，所有人都會停下來恭敬地看著他，樂隊馬上改奏迎賓曲。當然，如果杜月笙的本事僅限於此，那麽他就擔不起“聞人”二字。杜月笙的本事在於，他經常能做點好事，上海幾乎所有大學，他都是校董，免不了要大筆地捐錢；凡是像點樣的公益活動，都有他的身影，慈善募捐，認捐的頭幾名，肯定有他的名字。無論是失意政客還是落魄文人，隻要你有名，到了上海，他都養著，給房給錢，而且給得相當巧妙，不讓你有吃賞飯的感覺。大名鼎鼎的段祺瑞、楊度，都吃過他的飯，而且，就是在吃杜老板供養期間，楊度變成了的秘密黨員。

    杜月笙之有名，還在於他在跟上流社會打交道的同時，並沒有忘了幫會原初的宗旨，以特殊的方式為某一部分下層百姓討利益。因此，在上海的普通民眾眼裏，杜老板的口碑也是相當不錯的。當時的上海，不管你是街頭的小販，還是四馬路的流鶯，受了欺負，隻要運氣足夠好被杜老板知道了，他就會管，而且肯定會給你一個說得過去的說法。在國民黨政府控製下的黃色工會，不再替工人說話，或者組織時，杜月笙和他的門徒就承擔了這個惹事的買賣；上個世紀三四十年代的許多工人，都有幫會的背景，特別是那些處於社會最底層的碼頭工人、人力車夫的“維權活動”，都無一例外地得到了杜月笙的支持。

    為了支持這些，杜月笙甚至不惜冒跟政府當局搞翻的危險。從某種意義上說，杜月笙之所以在抗戰以後，在國民黨政府那邊越來越失勢，1948年連兒子都因所謂破壞金融秩序的罪名抓了起來，很大程度上是他這種替工人“維權”的行為所致。事實上，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共產黨人還熱衷於工人運動的時候，也必須借助杜老板的力量，早期上海總工會的會長汪壽華還拜山入了杜月笙的山堂，隻是後來蔣介石搞“四·一二”政變的時候，受到各方的壓力與誘惑，杜月笙又出賣了他。這件事，後來成了杜月笙一生悔之不盡的憾事。1949年以後，當他逃到香港，和在京劇界有“冬皇”之稱的孟小冬一起生活的時候，還不斷地提及此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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