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辛亥革命的幾個隱性問題(3/3)

    可是，會黨畢竟具有黑社會性質，帶有反社會的特征。革命後，凡是會黨占上風的地方，秩序都大成問題。他們成群結隊，在城市裏公然包娼包賭，大呼小叫，甚至公然搶劫，讓市民和士紳以及商人都非常反感。革命後的湖南，被視為會黨大爺的都督焦達峰和陳作新，被會黨兄弟搞得焦頭爛額，長沙秩序大亂。革命後的廣東，各地的民軍也大抵有會黨背景，各立門戶，互相殘殺。兩個革命黨的都督，毫無辦法。四川的袍哥，成了革命後的主宰，連政府機關，都得大開公口（幫會的堂口），大小官員，都得自稱袍哥大爺。陝西也是山堂林立，自立政府，開堂審案，出現了相當多的濫殺、搶劫和襲擊教堂的事件。這些會黨的作為，都是在革命和革命黨的名義下出現的，因此很大限度地敗壞了革命黨的聲譽。四川和陝西，在袁世凱對革命黨下手之前，革命黨已經丟了政權。而湖南的新軍叛亂，殺了兩位革命黨的都督，居然也沒有引起民眾的不滿。在二次革命中，隻有較早鎮壓了會黨的江西革命黨，還有點抵抗力，其他地方，基本上是一哄而散。整個社會，非常冷靜地看著這些革命的先驅，被袁世凱趕走，流亡海外。無疑，這個結果，跟革命黨不得人心大有關係，而革命黨的不得人心，跟會黨的敗壞有直接的關係。

    最後，是革命中西方列強的態度。內地的辛亥革命的研究者，已經最大限度地整理出了辛亥革命前後，西方列強的種種表現的資料。顯然，在革命中，西方列強大體有兩種態度。一種以英國和日本為代表，作為同盟，英國和日本其實對中國革命的態度並不完全一致。日本作為對中國有更大野心的近鄰，趨向於幹涉，而英國則反乎是。在其他列強的反對下，日本最終沒能幹涉，而是跟英國協調了關係，保持了一致。它們的態度，是盡力保持中國的君主製，最好形成一個君主立憲的格局。而另外一種態度，以美國和法國為代表，則對中國的共和革命持讚同立場。但不管持何種態度，總的來說，當時西方對中國的革命，大體上還是樂觀其成，持謹慎的稍有偏向（偏向革命）的態度。這從武昌起義發生不久，西方在武漢的領事，宣布保持中立就可以看出。作為與清政府建有正式邦交關係的國家，在事態尚未明朗之際，居然宣布承認反叛者作為交戰的一方，保持中立，耐人尋味。

    當然，我們必須看到，革命發生之際，歐洲列強的爭奪已經進入白熱化，兩大集團的明爭暗鬥，已經吸引了歐洲列強的大部分注意力。所以，盡管中國發生了這麽大的事情，列強也沒有派出哪怕一個副部長級別的外交官來過問一下。在那個時代，中國雖然幅員遼闊，人口眾多，在西方列強眼裏，還隻是一個弱國，小國而已。

    一個曆史事件，尤其是像辛亥革命這樣的大事件的研究，需要更多的視角，也需要更多的理論工具。單線條的研究，不足以理清這場革命的來龍去脈，也不足以揭示革命背後的邏輯。人們常說，要以史為鑒，要接受曆史教訓。但以史為鑒的前提，就是要有一個真實和清晰的曆史。否則，我們就找不到教訓在哪兒，自然也就無從談吸取了。 本章已閱讀完畢(請點擊下一章繼續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