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辛亥革命的幾個隱性問題(2/3)

    在革命後的一段時間裏，文明成了社會最時髦也最流行的用語。在那個時代，所有跟西方沾邊的東西，都被冠以文明兩個字。西式禮帽是文明帽，西式手杖叫文明棍，自行車叫文明車，話劇叫文明戲，西式結婚被稱為文明結婚。這樣的稱謂，不僅僅是個稱謂，而意味著人們的追求，一種基於價值的追求。可以說，正是這場革命，促進了人們對文明的向往和追求。

    不是革命黨膽子那麽小，害怕西方的幹預，刻意把洋人的話奉為聖旨。而是在當時，人們就是那樣一個認識水平，認為凡是西方的，就意味著文明。西方的意見，就是值得尊重的意見。作為一場學習西方製度的革命，革命的發動者，理所當然地認為，他們應該成為追求文明的表率。這樣在今天看來很有些偏頗的認識，在許多後發民族都出現過，不獨中國如此，所謂全盤西化，正是人們在學習西方過程中的一個不大好逾越的階段。正因為如此，當時的革命，根本不可能提出反對所謂帝國主義的主張。當年被我們後來的史學家視為帝國主義的國家，都是革命黨人所要學習的對象。革命黨的使命，就是要通過革命，推翻落後野蠻的清政府，建立一個西式的合眾國。為此，他們必須表現得跟“扶清滅洋”盲目排外的義和團不一樣才行。

    再次，由於文明的問題，牽扯出第三個問題，即革命為何不發動群眾？這一點，過去被我們的史學家，認為是一種革命不徹底的表現，而這種不徹底，根子跟革命黨不敢反對帝國主義一樣，是資產階級軟弱性的表現。要說參加革命的立憲黨人屬於資產階級，倒還有些道理，畢竟他們很多人都是大紳商。說當時的革命黨人代表資產階級，其實有點冤枉。眾所周知，當時的革命黨人，無非是些國內的小知識分子（中下層士人），海外華僑中的中產以下的青年。這些人，在後來的階級分析中，一般是被視為小資產階級的。而小資產階級，在革命中往往狂熱有餘，穩重不足。他們的革命表現，往往會很徹底，而絕不會不徹底。

    其實，革命黨從立誌革命那天起，就沒打算發動群眾。從一方麵說，他們都有英雄史觀，認為這個世界是分為先知先覺和後知後覺的，存在英雄和群氓的。他們作為先知先覺的英雄，有義務拯救後知後覺的群氓。他們的流血犧牲，就可用於實現這個目的。為此，他們自信滿滿，也豪氣衝天。另一方麵，革命黨人雖然都是些小知識分子，但畢竟跟國內的士大夫階層有著血肉聯係。義和團運動和太平天國過去時間不長，當時的人們，對此還有記憶，尤其是義和團運動，幾乎是剛剛過去，給他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跟一般士大夫一樣，天然地對底層的動員，底層的狂熱以及由此帶來的巨大破壞有著警惕和敵意。加上對所謂文明的追求，他們更加擔心底層動員起來之後的不文明，最後毀掉了他們追求文明的努力。

    正因為如此，革命的發動，跟群眾無關，群眾即使在革命之後，對革命黨也沒有感覺。革命過程中，也沒有大規模的動員。“不許革命”，成了革命中的一個普遍現象。凡是農民受革命習染，主動革命的地方，無一不招致革命後政權的鎮壓。立憲黨主政的地方鎮壓，革命黨主政的地方，也鎮壓。在這個意義上，革命黨人跟立憲黨人無意中達成了高度的一致——秩序第一。在革命之後，客觀上，革命黨成了維護立憲派和地方勢力利益的看家狗。

    但是，刻意維護秩序的革命黨人，在革命後的名聲依然不佳。由此引出第四個問題，革命中的會黨問題。革命黨在革命發動過程中，對作為第三社會的會黨，有著很大的期待。客觀地說，在革命黨中，做會黨工作的人，絕對要超過做新軍工作的人。很多革命黨人，在革命裏是同誌，在會黨裏則是大哥和龍頭大爺，存在著強烈的角色混亂傾向。革命成功了，在革命黨看來，是革命黨的勝利，在會黨看來，則是幫會的哥弟坐了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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