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麵相的民國農村和農村問題(2/3)

    毋庸諱言，民國時期農村是衰敗的，農民的生活跟晚清一樣，相當困苦。30年代初一些學者對全國14個地方的農民收入情況做了調查，這14個地區分別為成府、休寧、掛甲屯、北滿、海寧、上海忠區、黑山縣、冀中、宿縣、儀征江陰吳江三縣、峨眉山、成都附近、蕪湖、鹽山，應該說，他們所選擇的點，已經排除了中國最貧困的地區。然而，調查結果顯示，當時農家平均每年最低生活費用為292.21元，超過這個標準的隻有兩個地區——成都和蕪湖。其餘的地區均離最低生活線差了很大一截，其中成府和休寧差得最多，分別隻有93.12元和88.80元。14個地區農家平均年收入為262.97元。（李宏略：《數字中底農家生活》，《東方雜誌》第31卷，第7號，第97頁）在這期間，著名學者張培剛、李景漢和千家駒等人的調查，以及很多官方的農村調查，也證實了這一點，農民的生活，並沒有改善，而且相對來說還有所下降。多數農戶的經濟狀況相當脆弱，僅僅是糊口，稍有災害，就會破產，流離失所。趕上世界市場波動，也會因此而破產。同時，政府的稅收，不僅稅額提高了，而且征收手段變得更加劣質化，在相當長的時間內采用為人詬病的包稅製；各地軍人統治，良莠不齊，差的統治，橫征暴斂的程度，往往令人發指。因此，凡是攤上暴政的農民，他們的負擔都加重了。為了獲取更多的現金，應付稅收，很多地區的農民，廣泛地種植“特種經濟作物”鴉片，造成鴉片流毒，遍及全國。應該說，在那個時期，農村的貧困化是普遍的，不僅一般農民窮，就是所謂的地主，也不富裕。

    但是，民國時期的社會，也不全是一片黑暗。同時期的上海工人，據30年代的一次調查，有吸煙支出的占92.5%，喝黃酒的占88.5%，飲茶的占96.7%，即使是很窮的工人，每年也會看幾次電影，逛逛大世界。（上海市政府社會局編《上海市工人生活程度》，第79頁。中華書局，1934年）其他開放口岸城市的市民和工人，生活也普遍超過農村。中國的紅色革命，之所以不能在城市發生，不僅僅因為城市是“反動統治的中心”，而且還因為城市居民，普遍缺乏革命的積極性。城市興盛和農村衰敗的並存現象，說明當時的農村破敗，主要原因還是世界共性的現代化和城市化導致的。而且自打紅色革命發生，民國當局和一些社會有識之士也開始關注農村的破敗。雖然說，政府主導的地方自治和農村建設，除了個別省份，比如山西和廣西之外，基本上是失敗的，但由知識分子主持的鄉村建設，比如定縣試驗、鄒縣試驗，還是成功的。其他人也在搞鄉村建設，資本家主持的鄉村建設，盧作孚的北碚試驗，退休軍閥段繩武的五原試驗，以及數不清的鄉紳自發搞起來的鄉村建設試驗，也都有相當的成就。這些活動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鄉村的狀況，扭轉了鄉村破敗的趨勢。必須承認，在當時的中國農村，凡是鄉村建設搞得不錯的地方，紅色革命搞不起來，即使搞起來，也站不住腳。當時的廣西和山西均如此，江西蘇區中心地帶一些“土圍子”，實際上都是鄉紳自己搞的農村建設據點，這樣實力弱小的據點，居然能在紅色包圍圈裏生存很長時間。當鄉村裏的鄉紳還存在，鄉村的社會文化結構還沒有發生大的改變，鄉紳的主動性，依然可以收到相當的效果。

本章尚未完結,請點擊下一頁繼續閱讀---->>>